本文摘自《台海风云》，李立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wwW.LsQN.CN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7月下旬，蒋介石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的认可。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宁沪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发布俞鸿钧[注: 俞鸿钧（1899～1960）中国台湾“行政院”院长(1954～1958)。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任英文《大陆晚报》记者、](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注: 社会改革正文　　依一定目标对社会体系进行变革的社会运动。它包括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两种形式。社会改革的途径可能是自上而下、也可能自下而上地进行。]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出乎贾亦斌的意料，蒋经国对贾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贾亦斌惊奇地反问：“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又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任务呢?”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贾亦斌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贾亦斌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能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蒋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亲自坐镇指挥上海的经济管制，立刻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地行动起来。

　　首先，公布了有关的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规定：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限于10月22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二、限于9月30日前，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元和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一切商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物价水平(俗称八·一九限价)，以稳定物价[注: 菲利普斯曲线属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派的范畴，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的“滞胀”（低增长率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经济放缓也不见通货膨胀的降低）就已经向它发出了挑战。]，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

　　同时，蒋经国以《上海向何处去?》的醒目标题发表告上海人民书，以上海人民保护者的口吻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他再一次向上海人民表示自己的决心：“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他借用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明自己对豪门巨室决不留情，扬言要用高压手段来实行限价：“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还提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化势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机倒把”等一系列的口号。这些动听的言词，一时确实打动了许多人的心，认为蒋经国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为不同，由他来实行经济管制或许有成功的希望，更多的人则等待着观察他下一步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会员全文阅读   1/5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