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

　　粮食问题，对于中共新生政权来说性命攸关。Www.LsQN.cN它不仅关系城市稳固、人心安定、生产恢复等方方面面[注: 语出:孙中山 《民权主义》第五讲：“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的问题，而且也直接关系到中国最大多数人口，即中国农民和共产党各级政权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党，它的成员，包括其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长期在农村中从事革命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靠在他们动员下投身于革命和战争的成百上千万农民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中共领导人多数对农民不可能没有感情。而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要求他们必须像重视城市工人一样，重视和依靠劳苦的农民大众。即使离开农村进据城市，他们也相信，并时时强调，新政权的基础在于“工农联盟”。他们的各种论说、宣传，乃至于具体的政策指导中，农民的作用和地位也都是得到突出肯定的。

　　但是，创建起一个国家政权，并成为执政党之后，共产党就很难简单地坚持其阶级革命的思想方式和方针政策了。在学习苏联共产党[注: 前身为1898年3月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起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改名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5年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52年改为现称。]人重要的经验总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时候，毛泽东就特别注意到俄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注: 战时共产主义wartimecommunism苏俄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又称军事共产主义。内战爆发后，苏俄的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苏维埃国家处境十分困难。]政策期间推行的那个“余粮收集制”的办法，即政府对粮食全面垄断，禁止私人买卖，用行政措施把农民手中的余粮全部集中起来，交由国家储备并有计划地供应给军队和城市工人。①他对这套做法导致新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包括苏联农业发展长期停滞的后果，印象深刻，因而从开始就力图避免走到这条路上去。只不过，执政的现实却不容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当新政权同样面临粮食这一既涉及到方方面面民众生活切身利害，又关联到经济发展和国家前途的重要问题时，即使是毛泽东，也很难不改变他长期以为自豪的农民立场。②

　　可以想象，对于事实上建立在农民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感情上的，乃至意识形态上的观念改变，不可能是简单的和一蹴而就的。同样，即使在中共中央内部，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及其认识变化的条件与先后，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身为政治领袖，高高在上，统摄全局，更多着眼于政治方向和理想目标的毛泽东，与直接负责事务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看问题的角度、方法，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同与歧异。本文在这里试图考察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其他那些负责具体经济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在解决粮食问题时，面对作为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农民，他们在认识上有哪些不同，他们的政策观念又是如何相互影响和发生变化的。

　　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农民粮食问题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统购统销政策形成、制定经过和具体推行方面，这些研究对中共领导人内部意见、倾向的异同尚少有讨论，对新政权打破传统体制，被迫直接面对亿万农民征粮的困境与尴尬，亦鲜有注意。③近年来，虽已有个别研究论文注意到新政权建立初期因征粮而不得不与它本应依靠的农民发生冲突的情况，但仍然缺少有针对性的更具宏观意识的史实研讨和问题揭示。④本文固然也不能面面俱到，惟仍拟争取能稍做一点尝试。

　　一、农村粮食紧张问题对新政权是客观存在

　　中共进军全国所面临的头号问题，就是征粮。征粮除为保证军队用粮外，更多的实际还是用于占领城镇后供应居民生活，维持生产经营，乃至于赈济救灾。而且，当时新政权初建，全国尚未统一，人民币信用不足，再加上生产停顿，物价严重不稳，政府的财政收支，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公粮的取得。因此，新政府建政后发出的第一个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着眼点就是要把各地所收公粮“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⑤

　　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尤其是经过八年抗战和将近四年的国共内战，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自然更是每况愈下。再加上近代以来人口增长过快，虽有持续战争和灾荒，人口增长仍大大超过耕地扩大和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因而从晚清至民国，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却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中共进军全国，粮食进口几乎断绝;民国年间政府主要靠市场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来获取粮食，抗战后期改取田赋征，实即强制性征粮后很快即激起大量官民矛盾冲突，直接损害了国民党政权的稳固。中共政权进城后将地主阶层一概打倒，也采取了由政府面向所有农民征粮的做法，更是不可避免地要直接面对数以亿计的个体小农。不难想见，中国农民的生活本来就苦，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新政权建政伊始即靠一纸命令，通过征公粮的办法开始硬性从农民手里取得粮食，不仅会造成农民负担畸轻畸重的情况，肯定要严重影响到农民对新政权的观感。

　　对于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并非毫不了解。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就明确讲：经过十二年战争之后，人民的购买力大大降低，灾情频发又使粮食减产，还有四千万灾民需要救济，在这种情况下征粮畸轻畸重，地方干部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再加上各种税款负担和公债推销的不合理，都可能造成社会问题。⑥基于此，中共中央也注意采取了一些区别性的政策，并且三令五申反对干部的命令主义和强迫行为，但用这种行政命令的下达任务数字的方式来进行征粮工作，还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在新解放的地区，征粮行动对农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农民自杀、反抗之类的事件一度广泛发生。⑦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新中国建政之初，广大新区的农民，包括大批贫苦农民，并没有因为共产党的到来而迅速获益。相反，因为粮食问题，农民和新政权的关系一度还变得十分紧张。 会员全文阅读   1/13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