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牵涉整个北京学界的大风潮，至此告一段落。

1922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由评议会通过的征收讲义费决议付诸实施。10月1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还刊登有朱希祖、王世杰、沈士远、丁西林、李书华、沈兼士、周鲠生等评议会成员联名写给蔡元培的来信连同蔡元培的回信。前者建议：“本校讲义印刷费，岁达一万余元；然图书扩充费，为数极微。现在学校既决定收纳讲义费，我们为学校计，为学生计，谨向先生提议，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支出……将来学校图书充足，学生外国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废除讲义。”后者表示：“此次征收讲义费，一方面为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故特令费由己出，以示限制。一方面则因购书无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至所印小券，不照他校之规定每学期讲义费若干者，取其有购否自由之方便。彼等若能笔记，尽可舍讲义而不购也。”

有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份《日刊》还没有来得及与读者见面，新的学潮就突然爆发，从而引起蔡元培的再度辞职。据蔡元培在“辞职呈文”中介绍：“本月十七日下午，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及元培闻风到校，该生等业已散去。十八日晨复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校长室，要求立将讲义费废止，复经详为解释，而该生等始终不受理喻。复有教职员多人出而劝解，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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