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还是很庄严的，外国人对博士论文还是满尊重的，他要有一个博士论文才能当教授，这个学位还是挺重要的。也有人做杜甫《秋行巴蜀》做了多少年。

有些东西我们是不可想象的，认真是认真，搞材料也很方便。读书那儿的条件是太好了，一个不是研究生的在看书，有那么大的一个位子，都有微型的看书的放大镜，灯，还有打字机，要复印什么材料，外面的廊子上有很多复印机，投个五分的镚儿，书摆在上面立刻就印出来了，要多少材料有多少材料。所以我去了。

他们把我当一个作家看的，其实我这个落后作家早就没有资格了，承蒙他们的好意，也还有专门研究我的。我的很多文章他们都知道，不但知道，还知道是哪年哪月的，不是他知道，是图书馆知道。图书馆的不一定是入了名人录的，不一定是名人。知名人士和比较知名的，按照他的习惯，都很详细入他哪年做什么，哪年做什么。所以他们讲笑话，钱伟长出去，人家知道他哪年写检讨。所以人家要问到我，我也同样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中国朋友充满了好意，一定要我谈写作，我说这个我没有资格说话，只能够说二十年代我怎么初学习用笔，到三十年代这一段的社会背景和它的文学运动的情况。

尽管谈这个，我还要争取时间，达到我另外一个目标。所以幸好我还带来一些服装的幻灯片和另外一个专题的幻灯片。谈一谈，他们倒相当有兴趣，完全出于他们的意外，有些问题太新了，他们是按着规矩——因为别人都是用转手材料谈中国问题，所以隔得很远。

也有学考古的，都有考古系。他们的材料太少了，哈佛大学的中国东西算是最多的，我看了一个外国人捐的古玉，那就可观了，恐怕科学院，故宫啦都不及了。

但是也有很多可笑的地方，有一个民俗博物馆，他把最好的长沙出土的那块笭床——国内没有了——放到干了，摆在那里，怪可怜地油漆了，再加上一些不相干的战国坛子罐子，他弄不清楚这个东西，从这个陈列法就看出他没有发言权。特别可笑的是他把商朝的玉鱼——玉雕的鱼可以做切割工具用的，上面有个眼儿，他把它用塑料丝悬挂起了，叮叮当当的，让人又担心又难过，完全不解决问题。证明他们一般情况，特别是民俗部分，东西是应有尽有，但是不行，谈到研究他们好像也不懂。这些有待于我们中国怎样更大量地把这些材料整理，想法子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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