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虽是兄弟，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鲁迅的性格比较峻急，热烈而又冷峻。周作人则比较安静、和缓、低调，虽然偶尔也有强硬的时候，但差不多都是被激发出来的自卫性的决绝和反击。

“知子莫若母”。周氏兄弟的母亲鲁老太太在周作人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很少哭闹，就是肚子饿，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左觅食，却也不哭。所以她对丈夫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这大概属于先天气质上的差异。

鲁迅排行老大，是“承重孙”，所以责任心重，父母对他的要求也严格，期望值也高。周作人是老二，幼时得过天花，身体较弱，父母对他要求较松，对他的培养也不像老大那样重视。两个兄弟在一块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做主，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所以周作人依赖性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在他们的父亲卧病期间，大量繁重的事情，比如跑当铺、请医生、抓药等等，都是由长兄承担的。

这些事情，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像在亲戚家避难时被称为“乞食者”，跑当铺遭人奚落，受到族人的欺侮等等，成为鲁迅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没有多少感觉，甚至还觉得鲁迅有点小题大做，过分敏感。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到南京求学、到日本留学等等，都是鲁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连到北京大学任教，也是鲁迅通过他与蔡元培的关系给周作人联系的。特别是到南京读书，是周作人一生中很关键的一步。所以，当时周家人都说，老二是周家的一个“福人”。但鲁老太太感慨地说：“其实他们兄弟，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谁也没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

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长处有公允的评价。她说，老二很爱整齐，他的抽屉，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包的东西，棱角分明，捆扎细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鲁迅去南京读书时，鲁老太太曾借贷凑了8元钱给他，而当周作人去南京读书时，老太太连8元钱也难筹措了。但周作人理解家里的难处，拿了点路费，高高兴兴上路了。

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短处也有评说。老太太说，周作人因为排行老二，依赖性强，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长兄负责，与他无关，他比较自私。

鲁迅南下后，周作人很少到西三条探望自己的母亲鲁老太太。有时母亲身体不适，就由信子或信子的妹妹，即周建人的夫人芳子去看望。他们仅仅给鲁老太太开些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服用。还好鲁老太太身体底子好，平时饮食小心，所以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1932年，也就是周作人和鲁迅关系破裂后近10年，鲁老太太生过一场病。其时鲁迅已经在上海定居，并生下了周海婴。鲁老太太则随周作人等住在北京。病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周作人等人的重视，及至病情日渐严重，才请了两次医生出诊。就是在这个时候，周作人赶忙给身在上海的周建人写信，告知老母生病情况。

好在当时鲁老太太对居住在八道湾的周作人并不寄多大希望，她托人给鲁迅发了电报。等到鲁迅一回北平，周作人马上就放手不管了。

鲁迅回家，即为老母延请医生检查治疗，并亲自服侍，多方安慰。鲁老太太的病情日见好转，精神也好多了。有时老人和鲁迅谈谈家常。谈到八道湾，老人家告诉鲁迅，信子和芳子已把她们的父母从日本接到八道湾来了。还告诉鲁迅，“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对信子等人，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七七事变”前后，鲁老太太很忧心地对人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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