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去世后，鲁老太太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

据说周作人是这样回答的：“我苦哉，我苦哉……”

他的责任心的薄弱，也的确与他在家中排行“老二”的身份有关。因为父母往往对长子寄予较大的希望，在情感和物资上也投入较大，最为得宠。即使在家已破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看到，鲁迅得到的家庭重视和培养要比周作人多。相应地，长兄也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但这对老二来说，或许会有一种不公平感，他对兄长的恭顺态度中或许会隐藏下一种羡慕、嫉妒的因子，一旦有小事引发，很可能会唤起旧怨，导致裂痕扩大，甚或割席断带、彻底决裂，不可收拾。这在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也终于导致了兄弟反目。

周作人一直记着当年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对他报以老拳的事情。可见鲁迅的偏急、峻切，和周作人散漫、固执会产生怎样激烈的冲突。据说当时是因为鲁迅催周作人译书，周作人因为天热、气闷，不愿意干，鲁迅急了，就照头上给了他一拳，后来被许寿裳等人拉开了。

总之有大哥在场，做弟弟总是感到有点拘谨、压抑，特别是有一个鲁迅这样能干、严肃而且有点尖刻、强悍的哥哥。

除此之外，周作人的性格中，确实还有一种“居家和尚”式的淡漠，对亲情和世事都看得很淡，时时要把自己从所属的一切人事纠缠中，解脱出来，遗世独立，以获得一种逍遥出世的自由和安宁。

鲁迅对周作人的惟一评价是“昏”。此字并非尽是谴责，而是说周作人是一个沉溺在内心世界里的内倾、固执、自负、不通世故的人，对外部世界兴趣不大，不愿也不善于与外部世界沟通，社会现实感薄弱，不明大势，很可能会孤行己意，步入被四面包围的绝境。

周作人的性格中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回避激情、崇高以及戏剧化。他在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知堂回想录》中，就挑出了不少鲁迅回忆中所谓“诗化的成分”。他说，鲁迅具有一种小说家，诗人的天性，即使生活中并无其事，也会根据创作的需要进行虚构，使事情戏剧化、激烈化；他周作人自己呢？则纯是散文家天性，追求的是平淡之自然，即使是会激起激裂的情感反应的事，在他那里也会被淡化处理，不愿陷进情感的旋涡中，喜欢冷然旁观，或以诙谐幽默、自嘲来化解心中的块垒。如他将被军阀殴打的群众，称作是自己不识相的“碰伤”等等，颇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周作人性格的沉静之中，也包含着清高、孤傲的因素，他有个笔名，叫“鹤生”，典出于日本留学时，蒋抑卮给他起的外号“鹤”。因为在同乡、朋友相聚聊天的时候，周作人常常是在一旁旁观、沉默，不和大家打成一片，使蒋抑卮感觉他很骄傲、清高，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他对这个绰号看起来也能接受，不然不会在以后起了个“鹤生”的笔名。

他在北大讲课，据说听讲的学生极多，大都是慕名而来，校外、校内的听众挤满一屋子。但要说他讲课的时候风采，那是谈不上的。晚年冰心被邀写一写周作人，老人给邀请者陈子善写了这么一封回信：

关于周作人先生，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说，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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