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二年（1175），赖文政领导茶商起义，屡败官军。三十六岁的辛弃疾临危受命，由仓部郎官升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君，讨捕茶寇”。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充分施展出来，他步步为营，围追堵截，终于将赖军逼入困境。后来，他派人前去劝降，赖文政见突围无望，接受了招安，辛弃疾随即将赖文政押解到江州处死，其余的义军八百余人据说也在一天之内被全部处理了，一个都没有留下。这件事情辛弃疾办得干脆俐落，没有任何犹豫，他认为对待敌人就应该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成大事者不必拘小节，但宋孝宗感觉很难受，认为言而不信毕竟不是官家所为。

有人因此称颂辛弃疾，说他不在乎同僚的议论甚至皇上对他的迁黜，只要他认为对政通人和、富国强民有好处，他都大胆地做，大胆地闯，闯出了祸便坦然承担，敢作敢当。对于辛弃疾的思想境界，我们不能随意贬低，当然也不能过度诠释。不过，辛弃疾确实似乎不屑与儒生为伍，他竭力与谦谦君子划清界限，从政为官，都是由着自己的想法，显得特有个性。此后他转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依然采取严打措施，不惜使自己的行为类似于西汉的“酷吏”，效果自然显著，据说使奸盗屏迹。

淳熙七年（1180），辛稼轩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创建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辛弃疾传》）。其时不少政府职员认为辛弃疾此番作为是劳民伤财，并请出了孝宗的“御前金字牌”，要求他在日落时分停止一切基建工程。但辛弃疾虎虎有生气，竟然将“金子牌”藏匿起来，严令施工人员在一月之内建好飞虎军的营房，如有违期，军法从事。当时正值雨季，辛弃疾断然下令，拆除官舍神祠，并要求“所有民屋，每家取瓦二片”，结果所需瓦片两天之内凑足。一般而言，专家们从这件事中看到的是辛弃疾超人的魄力，不屈不挠的执着，不过这么巨大的工程，据说“经度费钜万计”，能够迅速完成，尤其是老百姓都乖乖地自己上房接瓦，想必军法从事的故事不会太少。中书舍人崔敦指斥辛弃疾“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想必是听到了一些风声。

此后，辛弃疾调任隆兴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当时江西发生严重的旱灾，粮食歉收，物价飞涨。这样令人挠头的麻烦事，又被辛稼轩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他发扬了雷厉风行地作风，在大街小巷贴出八个字的告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究竟有没有商人被流放或斩首，史书上缺乏相关资料，总之南昌的物价顿时稳定下来，辛弃疾还对处于饥荒之中的信州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把所买十分之三的粮食拨给了信州。大灾过后论功行赏，“帝嘉之，进一秩”（《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由宣教郎提升为奉议郎。

光宗绍熙三年（1192），53岁辛稼轩起为提点福建刑狱，次年又迁太府卿、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传闻辛弃疾到福建上任的第一天，就把牢房的囚犯全部杀掉了。当时福建治安状况不好，经常有海盗出没，辛稼轩这样认为：“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空竭，缓急奈何？”福州就是强盗的老巢，盛产刁民，怀柔安抚无济于事，因此他决定施行铁腕政策，快刀斩乱麻。这种铁血政策见效真是很快，福建的强盗不被杀死，也被吓死了，总之是一片升平景象了。

辛稼轩的大刀政策吓坏了文质彬彬的朝廷官员，他们纷纷上书弹劾辛弃疾“唯嗜杀戮，累遭白简，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时得刺一州，持一节，帅一路，必肆故态，为国家军民之害”（《宋会要·职官》）。当然，指责辛弃疾“恬不少悛”，心硬如铁，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似乎也失之偏激，据有关专家考证，辛弃疾一度亲自审问长溪县的囚犯，一次就释放了五十余人，这不证明了辛稼轩的仁慈心肠么？哪怕这释放的五十人与处死强盗数目相差甚远。

辛稼轩果敢刚毅的名声树立起来，连朝廷要员都主动与他拉开了距离，担心自己也在青史上留下恶名。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王（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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