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旷土，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济南辛候幼安……一旦独得之，既筑室百楹，财占地十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轩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东罔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靡，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砚有渚。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洪文敏公集》卷六)

文章中提到的建筑有 “集山楼”、“婆娑堂”、“植杖亭”、“信步亭”、“涤砚渚”等，此外，文中未提及但辛词中常常言及还有“带湖”、“南溪”、“篆罔”、“蔗庵”、“雪楼”。这么多地名，想必庄园的规模应该不会太小，据说在庄园完工之前，朱熹曾进去偷偷窥视一番，结果大惊失色，后来把这见闻告诉陈亮，陈亮则写信给辛稼轩，劝说他不能太奢华：

始闻作室甚宏丽，传到《上梁文》 ，可想而知。见元晦说，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必不妄言。(《龙川文集》卷二一)

朱熹说这么壮丽的庄园，他生平未睹；罗忼烈教授说朱熹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会如此大惊小怪呢？可见辛弃疾的庄园不是一般的宏丽。接下的问题是，辛弃疾财富从何而来呢？罗忼烈教授采用了排除法。首先排除他继承大笔遗产的可能性。二十三岁的辛弃疾一口气从山东跑到建康，即使在沦陷区有大笔财产，也来不及带出来。今天我们尽可以把辛家的祖业想象得十分丰厚，但无论多丰厚的祖业都葬送在金人的铁骑之下。罗教授还特别指出，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只是一名穷县令，不像卓王孙可以分童仆百人、钱百万给女儿。指望从岳丈家得到大笔财产也是不现实的。

罗忼烈教授排除的另一种可能性是辛弃疾的合法收入，即俸禄。辛弃疾做官的日子不过二十年， 其中有些还是穷官职，按照《宋史· 职官志·奉禄制》来粗略计算，就是把服官二十年的全部薪俸积下来也办不到。此外辛弃疾也不够资格被皇帝赐金赐第，本身又不是富商大贾。总之，罗教授指出：“他的经济来源是很令人怀疑的，要尝试解释未曾不可，但答案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这个不愿接受的答案就是辛稼轩有贪污行为。

辛弃疾的贪污行为，时人早就义正词严地指出来了，他的几次离职据说都与此脱不了干系。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稼轩在江西安抚使任，同年十一月，改除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还没赴任，就被御史王蔺弹劾免职，罪名则是“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王蔺把“严刑峻法”还放在“横征暴敛”之后，可见他认为若是一片为公而“严刑峻法”，罪尚可恕；若是因贪污而残暴，就是罪大恶极了。同在这一年，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写给他一封信，语气沉重地描述了下层官吏残暴贪婪的情形：

县邑之间，贪饕矫虔之吏，方且用吾君惩恶之具以逞私济欲，置民于囹圄、械击、鞭箠之间，残其支体，竭其膏血，头会箕敛，槌骨沥髓，与奸胥猾徒厌饫咆哮。其上巧为文书，转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为上府之左右缔交合党，以蔽上府之耳目。田亩之民，刼于刑威，小吏下片纸，因累累如驱羊。刼于庭庑械击之威，心悸股栗，箠楚之惨，号呼吁天，隳家破产，质妻鬻子，仅以自免，而曾不得执一字符以赴诉于上。（《象山先生全集》卷五）

陆九渊愤激地指出：“今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罗教授说：“其实当时政治腐败，贪污成风，不独江西一路为然，以稼轩的精明能干，断无不知之理；以他那种敢作敢为的个性，也不会因为有所顾忌而隐忍姑息。那么是不是另有乾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是在同一年，辛稼轩用商船贩运牛皮，路经南康军，被朱熹截获，朱熹《与黄商伯书》记载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辛帅之客舟贩牛皮过此，挂江西安抚占牌，以帟幕蒙蔽船窗甚密，而守卒仅三数辈。初不肯令搜检。既得此物，则持帅引来，云发赴浙东总所。见其不成行径，已令拘没入官。昨得辛书，却云军中收买。势不为已甚，当给还之，然亦殊不便也。(《朱文公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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