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寻访“二战”德国兵》  作者:朱维毅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花山市的豪斯特曼先生在自我介绍时说：“我的生日特别好记，您只要记住二二一一就行了。我是1922年1月1日出生的。”我问他：“那您知道马克思出生的日期吗？”他说只记得是19世纪初。我说：“很多中国人可记住了他的生日。小孩子生出来如果不哭怎么办？”老人说：“屁股上给他两巴掌。”我说：“对了，中国话就叫作‘一巴掌一巴掌呜呜哭’。老马的生日就是1818年5月5日。”老人听后开怀大笑。他问我，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信马克思。我按照中国最经典的说法作了一番解释，然后告诉他，中国的革命者习惯叫马克思是老祖宗，还经常愿意把去世说成是去见马克思。一番话让他听得越来越糊涂，连声嘟囔道：“马克思的书都是写给西方工人看的，结果他被西方的工人忘了，却被中国的农民当成了导师。不理解，不理解……”

我是被豪斯特曼开车接到他家的。他家位于城外丘陵地带的一个居民区里，环境优雅安静。二层小楼房不大，但造型别致，整修一新。虽然时值中国的春节，庭院里的草地却青翠欲滴，修剪得像地毯一样平整。显然，在这里生活的是一对讲究生活情趣的老夫妇。

和很多老兵的家庭一样，这座小楼里曾经容纳过一个热闹而温馨的大家庭。但现在只有他和老伴两人独守了。孩子们成家后一个个地搬走了，他们也老了。也许是生活缺少波澜过于平淡，豪斯特曼对在花山市能举行老兵座谈会感到兴奋，事先还把自己的战争简历用打字机写下来带到了座谈会。他说：“人老了，回忆就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们的话题从生日转到马克思，从马克思转到犹太人，从犹太人转到排犹和“二战”，最后才转回到我们的主题。曾经干过空军的豪斯特曼说：“别看我是飞行员，我可是个恐高的人。连站在梯子上换灯泡我都怕。”

我问他：“那您怎么能干空军呢？”

他说：“那是两回事。我虽然害怕在地面上的登高，但是一旦和地面脱离，飞得多高我都不怕。

“我在1940年自愿进入空军，先去维也纳参加集训，然后又上德累斯顿的空军学校。结业后，我被编入空军第30飞行大队第8中队，担任轰炸机驾驶员，驻扎在意大利沿海地区的机场，位置在罗马以北大约80公里处。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是从西西里岛起飞前往北非轰炸蒙哥马利统率的英国远征军。

“在众多的轰炸行动中，我一次又一次从敌人的高射炮火网中逃脱，并把炸弹投向预定的地面目标。我的飞机曾经两次被击落，但我两次都跳伞逃生了。退休后，我把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几次战斗经历都用文字写了下来，命名为《我的战争经历》。但是……几乎没有读者。我有1儿1女，2个孙子，2个外孙，1个重孙。这里面除了当教师的女儿以外，其他的孩子对这种充满军事术语而毫无传奇色彩的文字根本没有兴趣。所以嘛，这是我为自己写的回忆录。”

我翻阅了一下他的战争回忆录，内容的确比较乏味，对每次行动的记载无非都是何时集合起飞，如何编队飞行，如何避开敌人的探照灯光束把炸弹投向地面，最后又如何安全返回，回来后发现飞行服里有如何多的汗水云云。

他好像猜出了我的感觉，主动解释说：“轰炸机驾驶员的战斗经历就是这样，看不到敌人，看到的就是大地、火光和探照灯光，不像陆军那样能和对手短兵相接。有些喜欢战争刺激的年轻人总想听我说说轰炸机在遭遇前来拦截的敌人战斗机时的情况是怎样的，还想知道轰炸机被地面炮火击中后的机舱里情况是怎样的。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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