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布置“剿共”计划。张学良苦苦陈情，请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介石却大发雷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

10月29日，蒋介石到洛阳再作“剿共”部署，张学良又向蒋介石诤谏，但再次遭受训斥。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批军政要员也来了。其间，张学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声泪俱下，据理力争：“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蒋介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张学良哭谏无效，又请西北军司令杨虎城再去劝说，结果仍是白费口舌。此刻，张学良、杨虎城已痛切感到：除了发动兵谏，别无他路可走。

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凌晨4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事变时间一到，张学良的部队在临潼抓捕蒋介石。

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在西安行动。住在西安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均被杨虎城的部队拘禁。

苦谏——诤谏——哭谏——兵谏，“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

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救了蒋介石

在西安事变60周年的时候，笔者曾采访吕正操，进一步了解到：1936年10月，吕正操从河北部队奉命来到张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就住在公馆的东楼里。当时，张学良亲自选了那些认为靠得住的人参加政治小组，意欲建立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在张公馆里，张学良有时会和部下一起进午餐。大家总会唠嗑起东北老家。张学良说：

“这些部队宁可为抗日打光，也不能为‘剿共’耗掉，这样才对得起家乡的父老兄弟。”其时，他已深感“剿共”没有出路。

西安事变发生时，吕正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张公馆和了解各方面情况并负责值班室电话。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邀请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12人到西安后，都住在张公馆东楼。当时，吕正操和周恩来的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等常有接触，和地下党员刘鼎、宋黎等朝夕相处。

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很明确：此次行动是要蒋介石抗日，停止自己人打自己人、自毁国力的内战。

吕正操认为，假如历史真的按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下去，不管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后果都不堪设想。他说：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挽救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不同国家、不同政治派别，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作出了不同的反应，顿时呈现出极其紧张而错综复杂的局面。说客、间谍、汉奸，一时充斥西安，还有企图伺机挑拨张、杨关系的，国家民族的前途十分令人担忧。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身着平时极少穿着的戎装，威武严肃地来到下属们的住处，声音平和地对大家说：“我要伴送蒋介石回南京，有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作保，没问题，三天就回来。”大家听了都很惊讶，都劝他不要去。张学良主意已定，坚决不听，还很侠义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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