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民国多少事》  作者：谢轶群  九州出版社

一

1945年8月底，在全国欢庆杭战胜利的喜悦氛圈中。五十七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葬捐了不少钱；他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盛传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上海社会上对“杜先生”即将归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门徒和一些名流人士为表达对他的欢迎.决定以民国迎客的最高规格——搭牌楼迎接。得知此事，杜月笙立即传话制止，他说:“我不过是个老百姓，这就搭牌楼，如果是中央领导人来了该用何礼节？”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他之所以坐大如此，是因为上海“四边三角”的独特格局:抗战前，上海被公共租界(美英租界)、法租界和市政府辖地划分为三大块，他的黑社会组织就在这三者间的交界缝隙处生存、繁衍，成为第四股力量;并且，由于前三者互不买帐，协调各方关系的角色自然落到了他这股不官不民、似匪似商的势力身上。由此有人甚至认为，他的杜公馆才是真正的上海市政府。

现在抗战胜利，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杜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存活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援助——帝国主义，他和他的集团不再具备勾结帝国主义的媒介和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的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到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下车时冷冷消清。没有一名政要迎接。

杜月笙得知，使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当过他十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头号接收大员。吴绍澎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尊敬了十年的‘老夫子’树起叛帜。

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偏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不是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至。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上海警备司令兼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5次.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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