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上海几天以后，我同阿瑟·尤尔特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在这期间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德国，我们一起做过党的工作，我同他是很熟悉的。几年以后，他在巴西同他的妻子萨博一起被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在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还有一位俄国同志，他是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安全以及一切技术和财政问题，以流亡者的身份出现；还有两位美国同志，分别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

这个苏联军方情报小组成员，他们大多数都不是俄国人，所持护照也不是真实国籍证明。他们来到上海后，不仅在社会上有一个可以公开的身份或职业作长期居住的掩护，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也有一个可以公开的身份作掩护，那就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

军事顾问的由来

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钱救人的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 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个所谓“了解情况”的为时半年时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之表现，都被虚晃而过了。移居上海后，他先下榻外白渡桥北端的礼查饭店(今黄浦路17号)，随后搬进一家美国人的公寓，获得一个正式的可以公开的社会背景。从此，正式开始了他扮演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的角色。

他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阿瑟·尤尔特(Ewert，又称艾佛尔托)一起，经常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接触。“通常是每周一次，我们一起到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去。办事处坐落在新住宅区内，当然是相当安全的。我们只能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比方说，在一个窗台上放一盏台灯，或者在一间有亮光的房间里把窗帘打开半叶等等，才可以走进办事处。”“在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尤尔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博古、洛甫都曾留学苏联，通晓俄语，他们之间可以直接交谈。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是博古。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安排，补选了中央委员，并改选由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等9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向忠发为中央总书记。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特科具体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6月15日，牛兰夫妇在自己的住处被捕。6月22 日，向忠发在静安寺附近一租车行租车时被捕，并于次日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处死。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遇到极大困难。9月底，因王明将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 将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遂由王明、周恩来决定，并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为总书记。

据博古回忆，他“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远东局负责者艾佛尔托介绍，他(李德，引者注)进人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

共产国际远东局，全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9年2月，因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撤销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从海参崴迁移到上海，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常设秘密机构，以具体帮助中共中央，同时负责与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联络。远东局内部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其一“政治部”，主要任务是传达共产国际各种政策指示，帮助中共制定各种政策文件，转达中共的各种建议和要求，并研究中国的各种政策性问题以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其二是“组织科”，主要任务是给中共及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转发经费，为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寻找安全地点，保证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人员、文件、书信传送，以及无线电通讯和组织秘密交通线等；其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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