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李德获准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在装扮成王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陪同下，从上海经汕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恰恰重蹈了以“个人代表负责制”和“明确领导责任”的覆辙，住在特别安排的“独立房子”，由伍修权担任其翻译，处处享受着“洋钦差”、“太上皇”的威严，每一句话都被当作圣旨。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中国的两次婚姻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Braun)，曾用名李特罗夫、华夫。李德是他进入中央苏区后才使用的名字。1900年9月，他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斯马宁镇，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位教师，兄弟姐妹六人。6岁失忆，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读完小学课程，并获得奖学金，升入慕尼黑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曾应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服务于德国共产党中央军政机关情报处，先后三次被捕，经组织营救越狱逃往苏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坚定了他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1929年春，他获准进入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接受过西方军事理论中从列兵到团指挥的基本专业训练。

他到中国的真实身份，是承担苏联军方情报工作。阴差阳错地扮演了一场“钦差大臣”的悲喜剧，随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被收回军事指挥权。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教授军事课程。从瑞金到瓦窑堡、保安、延安，他在帮助建立红军大学，以及在军事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编写上，做出很大的贡献。

其间，他刚到中央苏区不久，33岁，时常龙性大发，指望有随军女性陪夜，但苏区没有妓女。他想找个伴侣，“可是中国妇女一见他便吓跑了，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的肉体受不了。”他在瑞金的住处离共青团机关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妻子非常漂亮。他便主动给她送礼物。这位领导赶快找中央汇报：这太不像话，得赶紧采取措施，不然要出事的。

中央考虑这事既不能不管，又不能对他进行警告或管束，便通过中央妇女委员会的李坚，物色到一位叫萧月华的广东籍女同志。她是一位工农出身的低级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十分淳朴。经过对她说服动员，“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国籍不同，语言不通，性格作风差异巨大的洋顾问结了婚。”

虽然成了夫妻，但从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两人却是极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苏区最高的物质供给，而萧月华依然和大家一样过着普通战士的艰苦生活，并且照常在原单位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儿去履行妻子的义务。他不关心她的生活，反而怀疑她偷吃偷拿了他的东西。两人在夫妻生活上也很不协调，女方对李德只能从组织纪律以至“党性”来要求自己，实际上对李德毫无感情可言。

长征开始后，他们就分居了，到陕北几经周折，终于离婚。

1938年，李德与来延安的女演员李丽莲恋爱结婚。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胳臂跌伤，中央同意李德同机返回苏联。李丽莲到机场要求一起走，未能得到组织批准，只得留下来。

后来这两位女同志都重新建立了家庭，都不愿意提起与李德的不愉快婚姻。

其实，他在来中国以前就已经有过两次婚姻。这两次婚姻和在苏区的婚姻，李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都只字未提。

离开中国后的下落

回到莫斯科后，等待李德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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