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夫曼是一家大药房的主人,1932年3月遭白俄绑架。当时哈尔滨的俄文报纸登出了这一消息,因此白俄给一家叫《鲁波尔晚报》的俄文报纸写信,声称要赎金3万。后来,幕后指使者日本宪兵又把赎金降到1.5万元,并准备再给《鲁波尔晚报》写信,告诉此数目。可是有个白俄绑匪说考夫曼有能力拿出3万元,还说他可以将此事办好,日本人同意了。结果这绑匪同另外两个白俄动用重刑,把考夫曼给打死了。

另一起绑架案的被绑者叫西蒙·卡斯帕,拥有法国国籍,其父约瑟·卡斯帕是哈尔滨赫赫有名的马迭尔饭店的老板。1933年,小卡斯帕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来哈尔滨探亲旅游,于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被白俄绑架。绑匪索要30万元赎金,但老卡斯帕拒绝付款。一个月后,小卡斯帕的一只耳朵出现在老卡斯帕的办公桌上,倔强的老卡斯帕仍然表示,只有他儿子获得自由后才肯付钱,而且只付3.5万元。后来,法国驻哈尔滨领事馆介入了此案,欧洲各国在哈尔滨的新闻机构也倍加关注。日本人怕丑行公之于众,便给白俄发出“撕票”令:“约瑟·卡斯帕就是出一百万,也永远不会见到儿子了!”12月,西蒙·卡斯帕被杀害。

当时,上海是除哈尔滨以外白俄最多的地方,民国政府反对苏联的“红色俄国人”,所以“赤俄”不能公开搞活动。1934年,作家萧军、萧红夫妇从哈尔滨来上海找到鲁迅,寻求帮助,鲁迅告诫他们千万不要用俄语同俄国人对话,否则会被当成“赤俄”而惹上麻烦。那些从哈尔滨逃到上海的白俄,有不少人过得并不好,一些人只得返回哈尔滨。

20年代是哈尔滨俄国人的全盛时期,人口最多,服务业也最齐全。1925年,今天的道里西八道街这个位置,开了一家俄式西餐茶食店——马尔斯茶食店,主人是个叫楚吉尔曼的俄国犹太人。该店主要经营俄式大菜,兼营法意式菜系,火锅里脊、奶油鸡脯、烤奶汁鳜鱼、炸板虾、铁扒鸡、红菜汤、闷罐牛尾、槽子面包等,令来此的俄国人如同回家一样。

更主要的是,店主还给他们以精神的慰藉——播放俄国的老唱片。流亡异国他乡者,每天到此吃着家乡的菜肴,听着自己的母语,还有熟悉的音乐萦绕耳畔,真可谓“乐不思蜀”了。有很多回头客,就是为听老唱片而来的。

据说有一位俄国老人,隔一两天便来马尔斯茶食店喝杯啤酒,吃个小菜,还要听柴科夫斯基的曲子。有一天晚上,两个年轻人搀扶着这个有一段时间没来的老人进店,老人吃力地举手与相识者打招呼,落座之后点上酒菜,就要听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随着唱片的旋转,音乐响了起来,老人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过后没多久,老人便去世了。

该店曾几易主人,中国人也在此当过经理、厨师和招待。1956年,马尔斯茶食店改名为华梅西餐厅。有一位周老先生,从50年代起便在华梅西餐厅当招待,一直干到80年代中期退休。退休后,周老先生反而寝食难安了,尤其是全家人吃饭的时候,老先生总是对儿孙们伸手说“请坐”,大家都坐好了他才坐下,还说“请慢用”。老伴以为他得了病,买药回来他不吃。他说:“我是看不见顾客的笑脸心里难受,犯‘跑堂瘾’了。”后来,周老先生又回到华梅西餐厅, 当上了服务生。由于他热情周到的服务,使华梅西餐厅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知名度。

白俄与中国人通婚的情况不少。俄国人在20世纪初来哈尔滨时,就有与中国人结婚的,大多数是俄国妇女嫁给中国男人。他们的后代被称作“二毛子”(哈尔滨人俗称俄国人为“老毛子”),“二毛子”的后代被称为“三毛子”。这些“二毛子”、“三毛子”们有着亚欧混合的面庞,长相英俊,头脑聪明,身体健硕,汉语、俄语都很好。我国第一位进入奥运会决赛者符保卢(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撑杆跳高比赛中获第14名)就是一个在哈尔滨出生的中俄混血者,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国人。

中俄混血者有时也到苏联读书,读完了再回来。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这种情况少了,不论是混血还是纯种,都在哈尔滨读书工作。纯白俄后代到了 20世纪70年代,仍有不少在哈尔滨生活工作。当时外文书店有位白俄营业员,50多岁,他用英语同一个犹太女子(也是哈尔滨的外侨)谈论“批林批孔”,转而又用流利的汉语为另一读者翻译俄文原著,还对书中夹杂的捷克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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