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

面对着光秃的旗杆,叶溶光迟疑了半晌。他一回过神来,就连忙觐见了自己的上司唐山候补道杨庆善,将所见所闻作了如实禀报。杨大人联想到近期查处的两起英国人私自购地钻井的事件,认为“此事绝非偶然”。考虑到事关重大,他们急忙联名致电开平矿务公司的英国顾问德璀琳,对“龙旗事件”提出严重交涉……

次日清晨,一队清军兵勇出现在了开平矿井前,在叶溶光、杨庆善两位地方官员的主持下升起了大清龙旗。矿区的英方人员虽有微辞,但并没有表露出明显的反对,更丝毫觉察不到冲突的迹象。

然而,这发端自山野间的细微火星,正在慢慢燃烧,几日之后便蔓延到了百里之外的通都大驿,惊动了朝中大员,直至朝堂之上。

1903年3月,一份奏折递到了慈禧案桌上。奏折的落款处一行方正的楷体标明了上书人的身份——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

这份奏折以历数开平矿务局的辉煌开篇,“查直隶开平煤矿采办多年”,“规模宏大”,“在东亚各矿中殆亦首屈一指”。接下来,袁世凯用简洁的笔墨回顾了光绪27年5月间开平总办张翼上书增加洋股时的说辞,“改官督商办的开平矿为中外合办公司”。事实上,这种回顾只是对于企业性质的一次软性强调, 随之,袁世凯笔锋一转,便进入了正题。文章详细介绍了“龙旗事件”的全过程。

“开平局候补道杨善庆及地方官,认为中外合办,因在该局悬挂龙旗,与英旗相对并峙……”而后,事件很快上升为了一起外交风波,“英使萨道义函至外务部(清廷)诘责此事,请饬查办,驻津英总领事金璋亦函请护督饬将龙旗落下……”,“该使谓开平矿务局前已卖与洋商……现在英国公司,非中外合办…… 断不准悬挂龙旗。”

英国公使的表述显然与此前张翼上奏清廷的内容大相径庭。张翼此前只称是吸收少量英国股本的“合办”,况且“合办”也只是保全矿山的权宜之计,根本没有要西洋人插手开平经营的意思。到了英国公使这里,“合办”竟成了“卖予”。

带着疑惑,袁世凯又进一步追问萨道义。英国人的回复令他大吃一惊,“确有凭据存在天津领事署,当饬该领事抄送核阅,便知始末。”

几日之后,三份西文合约递到了他的案头,移交约、副约末尾处张翼的印信俱全。开平矿务局的各项产权均清晰罗列于纸上,从胥各庄至芦台的运煤河道、河池以及开平局之运河,加之该局所有在通商口岸或其它处之地亩、院宇各项,均行移交。粗略一算得,仅秦皇岛一地出卖土地就不下八万亩之多。

至此,一庄倒卖国有资产的巨案浮出水面。

为了弄清真相,袁世凯依据合约内容反复追问当事人张翼,得到的答复却是:“系中外合办公司,并未卖与英公司”。张翼并补充说,“已遣讼师赴英国控诉,正月内必有头绪。”为了印证张翼的说辞,袁世凯又找来了开平矿务局的英籍顾问德璀琳,德却一味支吾,更使这位封疆大吏感觉倒卖开平煤矿似乎确有其事。

最终,袁世凯拜会了八国联军驻扎在秦皇岛地段的日军司令秋山,试图通过与第三国的外交斡旋来达到收复开平的目的。没想到日本人给他泼了一瓢冷水,“现英公司地段,碍难退还。”

袁世凯感觉事关重大,最终选择了禀告清廷。奏折的结尾处,他不无动情地说,“臣查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乃商人血本,口岸河道土地乃圣朝疆域, 岂能任凭一二人未经奏准,私相授受?……恐终无规复之日”。“且庚子之乱,环球动兵以向我,尚未损失土地,又岂能凭片纸私约侵我疆域”?“而两造各执一词,迄无办法。如再含混拖延日深一日,恐人之占据逾久,即我之办法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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