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去世后，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后来又开府治事，升为大司马，执掌了蜀汉军政大权。诸葛亮新亡，蜀汉王朝面临严重危机，“远近危悚”，蒋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挽救了蜀汉王朝的一场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蒋琬并非单独执政，而是逐渐让渡了一部分权力给诸葛亮指定的另外一位接班人费祎。

费祎，江夏人，年轻时随族父伯仁“游学入蜀”，与蒋琬一样，也是成名较早的青年才俊。刘备立太子，费祎因为才学名气，遂“为舍人，迁庶子”，后主刘禅继位后，任黄门侍郎。费祎的才能也被诸葛亮看重，据《三国志·费祎传》载：“丞相亮南征还，群僚於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诸葛亮如此做法，除了有其对费祎才学的赞赏之外，也看中了费祎是东州集团中荆州籍青年才俊这一点。

费祎政治才华真正展现是在出使东吴时。诸葛亮南征归来后，“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每别酌好酒以饮祎，视其已醉，然后问以国事，并论当世之务，辞难累至。祎辄辞以醉，退而撰次所问，事事条答，无所遗失。”费祎所展现的才华令孙权为之折服，并称“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诸葛亮北伐时，请费祎为参军，“以奉使称旨，频烦至吴”。这其中除了费祎本人的杰出才能之外，也表现了诸葛亮的知人善用。

诸葛亮临终时，指定了蒋琬和费祎这两位荆州与东州集团的青年才俊作为接班人，符合蜀汉政权内部荆州、东州二集团联合的原则，而先荆州蒋琬、后东州费祎的安排，反映了在蜀汉政权内部居于主导地位的荆州集团的需求，而荆州集团的代表者又是诸葛亮本人。所以说，诸葛亮如此安排是以本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同时也兼顾了东州集团的利益，两集团联合压制本土的益州集团，有力地维护了蜀汉政权的稳定。诸葛亮死后，蒋琬执掌蜀汉军政大权，先任尚书令，后任大将军，费祎继蒋琬为尚书令。尚书令在后汉三国时对君主负责，总揽一切政令，后来更是相当于丞相之任。由费祎出任尚书令实际上是分割了内政上的部分权力，由蒋琬执政、费祎辅政，协调了荆州与东州两大集团的利益关系。

蒋琬、费祎执掌蜀汉政权期间，内政方面延续诸葛亮的做法，军事方面则汲取了诸葛亮连年北伐，“空劳师旅”、“西土苦其役调”的教训，而是采取了闭关固守、休养生息的方针，暂时中止了攻伐曹魏。但“兴复汉室”毕竟是蜀汉王朝的基本国策，蒋琬也不能完全加以改变。延熙元年，后主下诏曰：“寇难未弭，曹睿骄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命蒋琬待机北伐。

蒋琬“以为昔诸葛亮数闚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如此做是为了克服诸葛亮北伐时的运输困难，效仿刘备平定汉中时的做法，攻打曹魏东三郡。虽然后来由于蒋琬病逝未能真正施行，但此举不仅招致了包括费祎、姜维在内的蜀汉大臣的反对，认为“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同时也引起了东吴群臣的不安，担忧蜀汉背盟攻吴，幸亏吴主孙权力排众议，才未影响两国同盟。而蒋琬不善军事、外交的弱点也暴露无遗。

费祎于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出任大将军、录尚书事，由单纯掌管政事转为军政兼顾。蒋琬病重是完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第二年，曹魏大将军曹爽、征西将军夏侯玄攻打汉中，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率军拒敌，费祎率军救援，魏军退兵。曹爽此次伐蜀，意在“立威名于天下”，本人则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且不听司马懿的谏阻，一意孤行，结果“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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