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侗与苗可秀一样，都是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与苗一起入关，后又一同出关参加邓铁梅的自卫军。邓铁梅殉国后，与苗可秀组建少年铁血军与日寇作战。1935年苗可秀殉国后，赵为铁血军司令。由于铁血军在战斗中损失太大而又得不到补充，赵侗不得不入关寻找救国会谋求给养，由白承润代理司令。然而，赵入关后不久，铁血军就在日寇的围剿下失败。赵侗于是在北平一带组织国民抗日军与日军周旋。其母赵洪文国也是位巾帼英雄，全力支持儿子的抗日事业，毁家纾难，四处购买军火，做抗日宣传，被誉为“游击队之母”。

赵侗的国民抗日军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而赵侗始终未加入共产党，后脱离队伍南下重庆。在这里便出现了悬疑，共产党说赵侗是叛变，意图拉走部队而未得逞；国民党方面则说赵侗是奉国府之命南下述职。在重庆，赵侗及其母亲受到极高的待遇，赵侗被誉为“当代岳飞 ”，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

1939年6月29日，赵侗奉命率200人组成“抗日挺进队”北返河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途经河北灵寿县陈庄时，突遭伏击，赵侗战死，时年仅28岁。其妹赵理智亦同时殉难，年仅20岁。这只是当时抗日敌后战场诸多“摩擦”中的一件事而已。

究竟赵侗的党派身份是青年党还是国社党，笔者手头资料难以最后确定。而无论其为何党何派，只要为抗日出过力、流过血、立过功的，都值得后人追悼与怀念。

中国致公党抗战纪略

中国致公党的名头要比上述两党响亮得多，究其根本原因，是最后站对了队。其实，作为海外华人的政党，在国内的影响，应是比不上上述两党及其他很多党派的。不过，中国致公党在抗战期间的贡献，却在中间党派中数一数二，不可抹煞。

若论致公党的渊源，本应该和国民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党水乳交融才是，但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到抗战爆发之前，致公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可说是水火不容。

致公党的前身是洪门致公堂。洪门，就是人们熟悉的天地会。清朝政权逐渐巩固后，一些洪门人士为躲避镇压，纷纷移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南洋和美洲的洪门人士大量增加。而在海外的华人，无依无靠，备受压榨，洪门组织“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使得南洋华侨“蜂拥从之”，美洲华侨参加者达“十之八九”。

而在海外募集资金、招收同志准备起义的孙中山，为了有助于革命大业，也在1904年1月在洪门大佬、三藩致公堂盟长黄三德的建议和策划下，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加入洪门：“由三德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正埠国安会馆各昆仲，许其加盟。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受之。”

从此，洪门中人称孙中山为“革命大哥”，在美洲的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完全由洪门负责。在武昌起义前，由孙中山发动的10次起义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由洪门人士和广大华侨捐赠。美洲洪门甚至将温哥华、多伦多、维多利亚三地4所致公堂大楼抵押拍卖，为孙中山筹集急需资金。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重抵美国旧金山，为了缓解同盟会与致公堂的矛盾，更是命同盟会员全部加入致公堂。革命党与致公堂的关系此时最为紧密。

武昌起义成功后，各地致公堂竭尽全力为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造势：“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孙中山当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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