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此时开始，孙中山与致公堂的关系便愈趋愈远，以至于反目。

反目，自致公堂欲改堂为党而始。

为了应和新时代的政治需求，致公堂的领导人们，如黄三德、司徒美堂等都希望将洪门改为正式政党，在国内政坛某得一席之地，以维护海外华侨的利益。他们屡次向孙中山发电要求洪门在国内立案，黄三德更是亲自回国面见孙中山提出要求。可孙中山对此十分冷淡，要洪门通过广东都督胡汉民具呈。而胡汉民也拖延不办，黄三德等了一个月，毫无音讯，便屡次催促孙中山，孙中山仍以交胡办理推托。黄三德大怒，认为“孙推归胡，胡又推归孙，两人扯猫尾，有意压迫洪门，不准其正式立案。盖为其自己组织政党起见，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也。此种心事，真是对不起洪门”。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仍欲得到洪门支持。可嫌隙在前，南洋华侨在邓泽如的推动下尚能给予支持，而美洲致公堂则应者寥寥，筹款更无从谈起。黄三德直言不讳：“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

到护国战争时，美洲致公堂筹款甚为积极，但所有款项都汇往云南，不交与孙中山。孙中山也以不同意其再次提出改堂为党的立案要求作为报复。双方的裂痕进一步增大。

1919年，孙中山欲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要求海外致公堂全部改组为国民党支部，并要求黄三德发函。黄三德不从，两人大吵一架，一个说“你为洪门大佬，你有命令，当然要听，你不肯发函，是你反对我，不是洪门反对我”；一个言“民国时代，人人有自由权，三德不能强迫洪门人士服从我，此公函我断不发。你现在有权力，谓我反对你，你想将我枪毙吗？”不欢而散。自此，双方可说彻底决裂。

1925年10月10日，美洲、香港、澳门、上海等地的洪门代表在香港召开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改堂为党，推举孙中山死敌陈炯明为总理，唐绍仪副之。之所以推举陈炯明，其一，是陈与孙为敌人，所谓“敌人的敌人即我的朋友”是也；其二，陈氏在漳州、广东主政时颇有政声，为人称道，即使后兵败下野，仍不乏同情和支持者，致公党举之以自重；其三，陈在军事失利后，欲图政治上的再起；其四，则是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以及镇压广州商团的举动，大失致公党人心。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应以政见不合论之，其中是非曲直，本文不再赘述，花费许多笔墨叙述致公党来龙去脉。是想说明，致公党虽在辛亥革命前与革命党荣辱与共，但在民国建立后便和国民党分道扬镳，直至正式建党，更是视国民政府和此时正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为敌。日后抗战军兴，致公党上下能尽弃前嫌，全力支持抗战，应是难能可贵。

陈炯明主政致公党后，推动党务，整理内部，使得致公党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并推出“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的“三建主义” 为党纲。仅从1925年建党到1926年2月，便有10万党员登记。到1933年陈炯明去世时，“除美洲原有机关外，已成立南洋群岛及国内各总支分部多起，尔时合计已登记之党员，当有四十余万”。

现在的致公党总是不提陈炯明为党魁的历史，似乎司徒美堂一直为党魁，这是政治原因，不可苛求。陈炯明对致公党贡献颇大，而司徒美堂在1931年10月10日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仅是美洲总支部主席。

对于陈炯明这样的人物，以及致公党这样的政党，日本人自不会放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派人收买陈炯明，为陈断然拒绝，并领导致公党开展抗日活动。陈炯明发表《敬告国人书》，呼吁“即由全国较有组织之职业团体、区域团体、宗教团体、慈善团体、武装团体、妇女团体及其他一切团体，基于自觉的决心，采取超越党派，实行国民自决主义，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1931年10月10日，致公党中央本部电告各埠，准备救国事宜，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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