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郑玉民接到任务，站长让他把一件东西送出。郑玉民找了个借口出了门，往保定火车站一带走。那时火车站附近还是一片菜地。走了没多远，就被日本人发现，并跟了上来。郑玉民觉得不对劲，加快了脚步，后面的脚步声也跟着加快。刚好，一辆火车开了过来，郑玉民赶在火车过来之前，“蹭”地钻了过去，后面的人吆喝着放了两枪，但没打中他。

一个叫王刚的地下工作者曾从赵保全手里接过一次情报。但王刚已于2001年去世。

“我爸爸生前说起，1944年冬天，他从赵保全手里接过军事情报，那个情报好像是说日本人要把周边的伪军和日军调到方顺桥一带，消灭保定的铁道游击队和八路军的一个团。这个情报拿到后，共产党的部队马上转移了。”王刚的儿子王胜成称。

线一断，就找不到人证明了

档案资料显示，1942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对目前冀中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公开组织和秘密组织必须严格分开，不得混淆，以免暴露株连。

1947年，李宝树和组织断了线。据说是因为当时部队改编，情报站上面的人都去前线打仗了。于是，李宝树只得回到家里，帮姐姐卖馒头，做点小买卖。

1949年解放后，李宝树在北京一个老战友协助下，在北京当起了警察。在个人档案上，他毫不避讳地写上了给日军当差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宝树成了当之无愧的“活靶子”。

“那几年，批了斗，斗了批。我胆子也大，有一次要批斗我的时候我扭头走了。我心想老子当过公安，当过地下党，你们几个土包子还想揍我啊！”李宝树说着，敲了两下桌子。

文革期间，被当成特务进行批斗的地下工作者们，有的被直接枪毙了，有的坚持不住，含冤自杀。李宝树说，他听说歙县当时一下毙了200多号人，说是反革命，其实都是做地下工作的，邯郸也毙了40多个，“我就忍，我是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我相信共产党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李宝树骑着车子跑了一万多里地，到内蒙古、山东去找曾经的领导。到了山东，领导说，我现在还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哪敢给你开证明。但终于，李宝树在北京找到了一个认识他的司令员，司令员立马给他开了证明材料，他的事情才得到了平反。

大汲店村的地下工作者王刚在1958年还因为历史问题被送去劳教了4年。

“我父亲当时也冤枉。被揭发是特务后，一直想办法证明身份。找了好多年啊，直到1962年，他刚劳教回来。听说当年的首长张树荣来了，在招待所等着要接见他。”王刚的儿子王胜成说。第一次接见，因为王刚穿得太窘迫，被拦在了门口。第二次，换了身干净点的衣服，才进去。

1948年保定解放后，郑玉民就回了家，等组织上安排工作。1949年，他被分到砖窑上干活，还当了个小组长。1955年农业合作化，他回了家，在村里当起了支书。直到1966年的文革。

“当兵的时候回村，我都穿着伪军军装啊，村里人都知道我给伪军当过差。但要不是赶上‘文革’，谁都不会说什么。”郑玉民说。

郑玉民称自己是1944年入的党，‘文革’时被人当成了罪状之一，“他们说他当时在当特务，怎么会入了党，肯定是假的。”

“我们这个身份，想要平反太难了。当年都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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