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来想去,陈诚认为台湾气候温和且交通便利,环境清幽,物价便宜,较适合养病,遂于10月6日偕妻眷乘飞机抵达台北。从这天到1965年3月5日身故异乡,陈诚与台湾结下不解之缘。

陈诚赴台养病两个月期间,为前线战局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下野压力愈见沉重。1948年12月29日,时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字伯聪)忽登门求见,魏氏告知陈诚,接获总统密电,电文内容仅称:“决任弟为台省主席,望速准备。”第二天,《中央日报》登载中央社电讯,称“行政院”会议决定改组台湾省政府,并任陈诚为省主席。

东北挫败的阴影挥之不去,陈诚虽间接接获蒋介石指令,但心态似仍冷淡消极,故而在魏道明辞出后,随即去电蒋介石,称:“魏伯聪有远见,应仍请其主持台政,职可在军事上以个人关系予以协助……”蒋介石正为陷于胶着之淮海战役殚精竭虑,得知陈诚犹未到任,即急电催陈速速到任:“如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紧接着,又去一电催促:“命令业已发表,应照伯聪兄之意从速交接……总以勿再游移为第一要义。”1949年1月6日,陈诚仅带随从人员一名匆匆就任。蒋介石得知后急电称许:“闻昨已就职,甚慰,自主台命令发表后,反对者对弟攻讦复起,所可痛者,我同学干部,亦受影响,革命环境,至此险恶极矣。”

蒋介石的任命,主要着眼于陈诚可以忠诚落实他的撤退台湾计划。陈诚心里明白,他的任务除了继续在台推动政务,革新省政,更为艰巨者,是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让军队与机关人员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潮,能从容不迫、平平安安地从大陆撤运到台湾。

于是,陈诚到差的第二天,就召集台湾各方在基隆港举行会议。陈诚到基隆后,才发觉事态严重。他这样在回忆中描述:中央军政机关迁台单位数量激增,战后还有一批来自日本的赔偿机器赶运至台湾,上海商人也不断从大陆进口货物到台,均集中于基隆、高雄两个口岸码头。基隆港原有码头18座,陈诚视察时进港船只已多达41艘,把狭窄的基隆港挤得水泄不通。据当时的统计,那时一条船要装卸货物,有的需时40天以上,外港还有船只因不耐久候,原船开往其他地方者。

陈诚明白这副担子极其沉重。他原想远离是非圈,避居台岛,没想到如此夤缘之下,蒋介石却挑中他作肩负大撤退计划的主事者。

戎机紧急,陈诚上任之初,疏运港口成为他最重视的工作之一,目的就在于便利大陆物资运台。在陈诚及所辖干部的努力下,战后百废待兴的基隆、高雄等港口又恢复了战前的活力,大陆撤退的军民、物资均能大体接运抵台。

在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的年代,陈诚成为危急存亡关头蒋介石最倚重的“镇山之宝”。在案头便条纸上陈诚写下这么一段话:“生于斯死于斯,离此一步即无死所,不可再有如在大陆上尚可撤退之念。”

台湾经济起飞的奠基之功

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时说过一番话:“台湾不是日本人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战利品,是台湾同胞五十余年血汗所累积,是全国千百万军民先烈血肉的牺牲,从日本人手中争取回的,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讥笑,更何以对先烈?对后代子孙?”

陈诚初掌台政,政治与经济各方面问题重重,少数台独分子正从事“独立”、“托管”活动,金融动荡,物价高涨,学潮澎湃。当务之急,是稳住情势,安定人心。陈诚做了好几件颇具开创性的大事,如实行“三七五减租”(按:指耕地佃租不得超过全年主要产物收获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此举限制了地主的收入,保护了佃农的利益)、改革币制、粮食增产及实施地方自治等。其中,“三七五减租”与改革币制两项,被认为是战后台湾由贫困走向小康的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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