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底至1963年终,陈诚领有台湾行政权力凡十四年,这十四载正是台湾从战后残破穷困的局面,朝现代化社会过渡的关键年代。无论在农业、工业、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陈诚都是国民党治台期间奠定稳固基础的开创者。昔时台人尊称陈诚为“陈诚伯”。“二二八”事变以后,台人与大陆人关系紧张,陈诚能得民众如此爱戴,足证他在主政期间一步一脚印之实绩已普受肯定。

三条遗言耐人寻味

至于陈诚与蒋氏父子之关系,后人有诸多评说。江南的《蒋经国传》如是说:“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这是1963年间,江南笔下陈诚政治生活之困境。斯时,蒋经国已当上“国防部长”,总绾兵符,政工系统、特务组织早已纳入“蒋太子”指挥体系。陈诚名义上是“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又岂能不知蒋老先生之心思。

陈诚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关系,向来备受岛内外人士注目,但外间多有推想臆断之说,少有真人真事实际经历能旁征博引者。衣复恩先生回忆录曾缕述其本人与蒋经国结怨经过,有段蒋经国与陈诚之故事,颇为传神与真实。

衣先生叙述,一天,他接到陈诚武官韩采生上校的电话,谓辞公想看看U-2的空照。陈诚与衣复恩一向交好,衣说,“副总统”要看,岂有不从之理,就将U-2照片和资料亲送阳明山辞公寓所。谁料同一时间,蒋经国也去拜访陈辞公。这次蒋经国的“不期而遇”,是碰巧还是人为,衣复恩始终想不透,但他猜想蒋经国心中可能对此事很不高兴。衣复恩事后认为,这次去辞公府上,没有事前向蒋经国报告,是他自己的疏忽,也凸显他不懂政治的性格。如此置身高层之间,自然危机四伏。

衣复恩还讲了一段蒋经国抱怨陈诚的故事。蒋经国亲口告诉衣复恩夫妇,他对陈诚并不太认同。党的中央委员选举,实际上他(蒋经国)的得票最高,但把第一名“让”给了陈辞修。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逝世,毕生恩怨归于尘土。生死大事,亦是管窥蒋氏父子与陈诚实质关系的最佳场域。台北《大华晚报》在陈诚逝后的一篇社论中有云:“时未半年,国丧两位大老。于右任先生‘葬我于高山之上兮’的挽歌未歇,辞修先生‘全国军民,共此患难’的遗言又萦绕耳际。”《大华晚报》社论还透露了几项讯息:“辞修先生临终前一日,总统亲往视疾,辞出时还留有泪痕。昨晨病情恶化,总统令长公子蒋经国将军终日守护在病榻之旁,蒋夫人亦亲往探视,对陈夫人抚慰备至。”

陈诚逝世后,由台湾官方出版的《陈副总统纪念集》,收集了国民党党政军各界官员的悼念文章、祭文、挽联等。以悼念文章而言,由官员署名的按例均系本人亲自撰写,或者委诸绍兴师爷手笔而仍由本人署名,论篇幅少说亦有上千字。殊不知,蒋经国的那篇悼文,竟只有短短九行字句,且是由编者捉刀代笔。蒋经国写道:“陈副总统逝世,国防部长蒋经国至为悲恸,他沉痛哀感的说:‘陈副总统的逝世,在国家和党来说,是无可补偿的重大损失。在我个人来说,尤其是失去追随了近30年的导师。’蒋部长还追忆的说,陈副总统卧病以来,他曾经晋见多次。最后一次谈话,是在3月1日上午。他说:‘当时副总统曾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和我谈话。副总统虽在病中,仍感殷殷以国事为念,并且对我个人勉励有加。’蒋部长心情沉重,他说,他追随副总统,备承指导爱护,至今近三十年。想不到在国家艰难的时候,副总统竟一病不起,这真是国家和党无可补偿的损失。”

陈辞修暮年担心的,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存在许多别人不能说、不敢说的问题。他通过台湾当局发表遗言:“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其中点出的三条:“一心一德”、“不要消极”、“内部团结”,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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