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正好是国民党败退到台湾的第4年，台湾当局因朝鲜战争稳住了阵脚。蒋介石不甘心困守孤岛，一意加强军事建设，图谋反攻大陆，但因台湾百废待举，财政残破，1953年，当局总岁入只有23.33亿元(旧台币)，而当年军事支出就达到14.08亿元。因此，在德国这笔约800万美元的款项对台湾而言无异于久旱甘霖。

混乱的信息

从台湾“国史馆”现有解密的档案来看，台湾各部门各自搜集的消息不仅有出入，而且信息也不乐观。1954年1月30日，“行政院长”陈诚向蒋介石呈报的公文中，提到“外交部”查遍所有从大陆带来的档案，没有见到任何档案记载抗战前国府向德国银行存入3000万马克，在合步楼公司的易货档案中反倒记载，中国还积欠德国3100万马克。

无独有偶，台湾“经济部”的调查结果也是国民党政府拖欠德国款项。情况是这样的，时任台湾“经济部长”的张兹闿写信给齐焌，希望通过他掌握的西德人脉了解情况。齐焌二次回函给张兹闿，称1937年抗战爆发后确有多项中德贸易计划遭到撤消或缓办，余款数目巨大。据齐焌从西德经济部官员处获悉，西德方面在对1941年12月9日前的中德国家贸易进行结算后发现，中国在德国确实有3000万马克余款，但是德国对中国的账目金额为3600万马克，对账后，中国还是倒欠德国。

齐焌在回函中也提到为什么会有3000万马克余款。他指出，1934年8月2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合步楼公司代表克兰签订《中国农矿产原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也就是“以货易货”(通称易货案)。中国提供钨、铁砂等战略物资给德国，德国则是对华输出等值的军火和工业品。为确保该合同的履行，中德政府又在1936年4月8日签定《德华信用借款合同》，该合同第7条规定，中国政府财政部及中央信托局在德国国家汇兑银行存入1亿马克，作为双方易货贸易的保证金和差额填补金。齐焌强调，1936年以后，中德政府交易开始频繁，但“抗战爆发后，中国订购之军火以及炼钢厂一部分机件均须缓办或撤回，故中国在易货案内确有余款在3000万马克左右”。

虽然台湾当局想把这笔款项索回，直到1954年初为止，台湾当局连到底有多少钱存在德国都莫衷一是。“国防部”、“外交部”与“经济部”各有一套说词，当时的“行政院长”俞鸿钧在1954年6月5日呈文给蒋介石，承认各方说法不一，只好要求“国防部”第二厅的赖名汤转饬驻西德通信员严敦炯，就近详查正确数字与内情。

案情出现重大转折

1954年6月后，这件德国马克案便没有具体进展，直到1963年12月14日，台湾“海军总司令”黎玉玺在上呈“参谋总长”彭孟缉并转呈蒋介石的公文中，突然曝出该案的重大转折。黎玉玺声称台湾海军在欧洲的代表找到一个抗战前国民政府设立的特别账户，里面的金额为1000万马克，而且与先前各部门所说的“中德易货案”毫无瓜葛，而是海军当年直接通过合步楼公司对德采购潜艇的经费，二战欧洲战场形成后，订造的潜艇全被德国征收了。

原来，1963年，黎玉玺听说西德沃尔夫公司驻台商业顾问吕渭祥将回波恩述职，于是他在10月14日写信给吕渭祥，希望他借此机会协助探查国民党海军在抗战前存入德国银行的资金下落。吕渭祥所服务的沃尔夫公司是由西德政府对东方国家经济政策顾问奥托·沃尔夫(Otto Wolff)创办，他与西德总理阿登纳有莫逆之交。黎玉玺在信中明确提到，“本军在抗战前经常与德国有物资器材的订购关系，并曾订购两批舰艇，包括鱼雷艇、布雷舰与潜艇等，其中仅3艘鱼雷艇移交中国，故应有马克存德国银行备用。迄至大陆山河变色，该款仍未解决，现此笔款项尚存西德银行……”吕渭祥到西德后，找到当年合步楼公司驻华最后一任代表魏诺尔，并通过其在西德政坛的关系，才获得第一手资料，使全案细节豁然开朗。

原来1000万马克是抗战前由国民党海军将领陈绍宽与合步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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