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对。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说的不一样。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在官场
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甲午战败后,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采用西法,彻底更张,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
晚清时期,跟袁世凯关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个:李鸿章、荣禄、奕劻。
袁世凯从朝鲜回京后,官居二品,是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当时军机大臣是翁同龢、李鸿藻、荣禄;李鸿藻尤其器重袁,荣禄也附和。
荣禄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据说驭袁有术。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时期的袁世凯才渡过了胡景桂弹劾案的危机,非但未受惩处,反而受到清廷嘉勉。从此,二人过从甚密。戊戌变法时,康梁及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是对二人的交情没有吃透。
袁世凯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事件。当时华北大乱,山西乱、山东乱、京城也乱。袁世凯从小站兵营急赴济南到任山东巡抚,铁腕镇压,“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李鸿章是最早用袁世凯的人,但他的资深幕僚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前后变化很大,从早年的欣赏转变为日后的厌恶,认为李鸿章晚年昏聩,用错了人。在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张称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明白写道:“光绪末年,小人阶之以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后来当上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芝贵本由巡捕起家,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因捉得袁家逃仆,袁世凯大喜,赞他有才,叫他捐了个道员,然后上折保荐;后来段芝贵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庆王府载振,一夜间成了封疆大吏。
处在这样一个龌龊官场中的袁世凯,所用之人,差异很大。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绍仪、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彦等,以及严修、胡景桂一类正人君子,都受到过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颇杂的人物,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杨士琦、梁士诒、朱家宝、赵秉钧、凌福彭……而袁世凯自己,从朝鲜回国后攀结李莲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学者揭开;即使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进京“走动”的。
他的威势由他50岁寿辰的场面可见一斑:京城寿帖卖空;北京锡拉胡同袁府贺客盈门,达官亲王争相献媚。李泰棻笔记中说,此前那桐(大学士,当时与袁世凯都任外务部尚书)去请京剧泰斗谭鑫培为袁祝寿,想破例演两出戏,谭老板半开玩笑说:“中堂如肯给我请个安,我就来个双出。”话音未落,那桐已一请到地。
埋葬了清王朝,用什么代替它?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俄国,给了清廷一个救命稻草般的启示:议会是个好东西。
日本在1889年有了议会,而俄国在这次战争之前没有。伊藤博文(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劝告中国的钦差大臣,皇帝如果把宪法钦赐给国民,就可以继续位居万民之上而不受束缚;无论如何,最高权力不能落入人民手中。
1906年,慈禧宣布即将建立宪法体制;1908年,她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以9年为预备训政期。
1911年4月,清政府实行政府改组,指定了一个“内阁”,13个阁员中满族9人,汉族4人。
6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
很快,华中、华南、东北几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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