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种人鼓动袁世凯称帝

据幕府里陪伴十多年的张一麟与刘成禺在南京的长谈可知，民国元年，袁“尚知在《约法》中讨生活，无违背民国意”，然而，他办不成事。

骆宝善告诉记者：分摊权利的机构太多，议会、参议院、众议院，且国民党占议员的多数，几乎任何一件法令都通不过；任何事情都反对，又说不清原因，永远在扯皮。这种花样翻新的选举和分散权力，对于习惯了独断专行的中国首脑来说，近乎谋害。而分散权力有什么好处，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民初那几年，中国真的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真正制造舆论和接受舆论的人就那么一小层，老百姓不懂，他们也未必真懂，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也不懂。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并不是用来实行共和、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袁世凯的，这一点他自己承认，今天的学界也没有异议。总之，就中国当时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想要实行共和是非常困难的。”骆宝善说。

《王筱汀日记》的作者王锡彤（字筱汀）是袁世凯兴办实业的得力助手，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袁称帝前一个月已经四伏的危机：表面上各省纷纷成立筹安会分会，请愿帝制者频频组织上书，但云南、四川已在兴师，中央虽派兵讨伐，但将帅一直都在观望，不肯用力；“内则段芝贵别有怀抱，外则阎百川(锡山)、冯华甫(国璋)均另作主张”；大典筹备处兴高采烈，各种费用目不睱接地摊派给各省，跟前清祝寿时没什么两样；各省督抚虽然口头上都答应认捐巨款，但实际上“虚与委蛇，待时而动矣”!

即位当天，护国军内乱再起；第54天，袁世凯宣布推迟登基。四面楚歌的皇帝当到第80天，袁世凯不得不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的文告。国号、年号、国旗都定了，龙袍、龙椅也做好了，还没来得及登基，朝代便告终结。

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

阎锡山在回忆录里细致分析过当时鼓动袁世凯称帝的5种人：一是长子袁克定太想通过立太子而承大统；二是清廷的旧官僚，意在封公封候；三是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好复辟；四是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使黎能够继任总统；五是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使之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

阎锡山对拥帝派朋友说过：“你们这是要把大总统往炉火里推。”

从《二十一条》到“十二条”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两个人，一个李鸿章，一个袁世凯。李鸿章脸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弹，虽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着子弹在脸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讨价还价。

袁世凯与日本的过节，可以追溯到驻朝鲜时期。1884年朝鲜宫廷政变中，袁世凯入宫救驾，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人作乱，日本人很生气，但伊藤博文看重他，当李鸿章感慨人才难得时，伊藤说：“以袁世凯的才干，只当小差，难怪贵国缺人才。”

甲午战争时期，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实际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军方的事；在他所练的新军中，日本教官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日俄战争后，美国与日本、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袁世凯“以夷制夷”，联美、德制日，让日本生气。1908年建汉冶萍煤矿公司，盛宣怀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袁世凯却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没谈成，日本也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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