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与周恩来

本文摘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作者：熊向晖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我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７年６月下旬放暑假时，北平还平静。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后见报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１１月１日在长沙开学。我前往报到，但未遇见相识的党员。１２月１３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她说：上级指定你不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她让我在该团路过武汉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蒋南翔。

发起组织该团并任团长的是湖南略有名气的妇女李芳兰，她和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有交往。自愿参加该团的约５０人，有来自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有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有进步画家赖少其；还有２０余名临时大学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

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和胡宗南的其他部属一样，他称胡宗南为“胡先生”。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转进 ”是“撤退”的美称）……我想起１９３６年初天津《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三十里铺”。“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却滔滔不绝的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７８页。——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

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途中发生一件“奇怪”的事。

在车厢的一角，李芳兰低声问我：“服务团有几个CP?”我对她不知底细，这一问更使我警惕。我反问：“什么是‘西皮’?”她说：“ 你还不懂?CP就是共产党，洪同是吧?陈忠经是吧?”她问的刁。我知道他们不是，但若这样讲，就会暴露自己。我已打定主意，反问她：“去第一军的服务团会有共产党?”她说：“你就是。”我说：“你弄错了。”我告诉她，我曾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服务团有些人曾是“民先”队员。“民先” 是公开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到长沙后没有恢复。反对抗日救亡的一些人硬说“民先”是共产党，那是造谣。她说：“你不要瞒我。我和郭见恩是老相识。昨晚我和她谈了大半夜。我对她说，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她让我找你。”我想，郭见恩并未对我讲，其中有鬼。我断然说：“你要参加共产党，却来找我。我马上告诉陈指导员，请他查清楚。”她慌了，忙说：“不要!千万不要!”

度过这一关，我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找南翔，如不好立足，就去延安。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在服务团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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