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９年３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我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辞，讲词由我自拟。我讲得激昂慷慨。礼成后，胡找我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我表示不敢从命。他问：为什么?我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 队的负责人，有“左”倾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胡宗南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如此这般，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开始执行特殊任务

尽管董老嘱咐我不要急于找党，我还是忍耐不住。接受胡宗南的委派后，我于１９３９年4月初到平民坊找了清华老大姐黄葳。我不知道她在西安做什么，但我知道她是位可信可敬的共产党员。她答应帮我同党联系，以后没有下文。再找，她已搬走（解放后才知道，她当时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不久迁往云阳）。我不好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只好等待。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我出迎，来人竟是许立群（１９３７年２月，我在清华介绍他入党）。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墙，在寒风中长谈。他说，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找我。我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此人可能成为“夏伯阳式的人物”夏伯阳，俄国十月革命后由白军将领转变为红军将领。。我希望党尽快派人同我联系，不要到我办公地点，只可到我家中找我。

１９4０年，吴德峰、曾三先后各到我家找我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主要了解胡宗南的政治态度，向我传达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有关方针政策。王中找我一次，要我补交党费。１９4１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此前，陈忠经已秘密加入共产党。我不定期地在陈忠经住所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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