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史学家。我喜欢读他的书，凡是能够找到的我都找来读，没有读到过的呢，我也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读到。

我读他的书第一部是《李宗仁回忆录》，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他的作品。我读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的印本。书前的《出版说明》说：这书“是李宗仁先生寄居美国期间，于1958年至1962年写成的。我们得到两种稿本，一是李宗仁先生1965年带回的英译本，一是李宗仁先生的长子李幼龄先生1979年夏从海外回国时，送给本会的中文原稿”。他们就是根据这份中文原稿付印的。这篇《出版说明》以及书中的任何一处地方，都没有提到唐德刚先生，没有说明这是他从事口述历史事业的一项成果。我读这书，立刻惊叹李氏的能文，都是当行出色的史家笔墨，而且叙事剪裁，处处显露出史学的修养。后来知道了原来是唐先生的作品！这书不但为近代史留下了一份重要的资料，也是口述历史的一个成功的范本。不过，这也得口述者是李宗仁、笔录整理者是唐德刚才能达到如此境界。

我读的第二部是《顾维钧回忆录》。这部从1983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大书，到1994年才出齐全部十三分册。在第一分册书前的《出版说明》中，也只说“这一巨著是顾维钧博士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共同合作的成果。该院先后有五位学者根据顾氏口述，并利用他保存多年的日记、会务纪要、电报档案及信函、文件，经录音、编写、核实、校正，历时十七年之久，这部回忆录始得完成”，也没有提到唐德刚先生。倒是列举了11位中译者的姓名。现在人们都知道了，当时唐先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是提倡和推动口述历史这一活动的主要人物。

我第一次读到唐德刚先生署名的著译，是1992年华文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杂忆》和《胡适口述自传》，这两本书的文采和卓见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才认识到这一位史学大家，注意搜求阅读他的作品了。

在我看来，唐德刚先生首先是一位爱国者，正是由于他对国家民族的深爱之情，深思国家和民族过去的苦难和未来的命运，才成就了他卓越的史识和史才的。他和另一位旅居海外的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都有过从军御敌的经历，显示了自己的爱国心。即便后来定居异国了，依然割舍不断对故国的思念。他在《晚清七十年》中说到自己治史的动机：“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正因身历艰难而幸免于浩劫，对祖国这一谜团，终未忘情，总思对所见兴亡，有所领悟。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谦抑之中亦存自信，而最重要的是流露出来的忧国之心，这是十分感人的。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把对于历史的思考与对于现实的思考统一了起来。《圣经》里说过的：日光之下无新事。现实中的许多事件过去都曾经以过去的形式发生过，今昔之间也就有了可比性。再说，以往的现实，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历史；而今天的现实，在我们后世子孙看来就是历史了。以今喻古，可以加深今人对古人古事的理解；以古喻今，就可以使人们对于现实的真情和走向得到一个参照系。这样今古互证，可以说是唐德刚先生著作的一大特色，一大长处，也是最吸引人，最启发人深思的地方。例如他以义和团比红卫兵就极具史识。（有意思的是，当年红卫兵并不忌讳这一比拟。记得1967年3月戚本禹的长文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之时，长沙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就在闹市区五一广场刷出大字标语：“湘江风雷就是六十年代的义和团！”）不过也有人不欣赏这种今古互证的。十年前长沙岳麓书社和唐德刚先生订了合同，要出版《晚清七十年》的大陆版。唐先生在大陆版自序中说：“由于海峡两岸出版法略有出入，台湾版与大陆版亦稍有异同，贤明读者谅之为感。”表明已经将台湾版中的违碍字样细心删去。可是这工夫做得还不十分到位，在以今喻古之处碰到了不能碰的人名，此书刚一印出即被查禁了。我在第一时间在书店购得的一册竟成了珍本，有文物的价值了。

在《晚清七十年》书中，唐先生提出：我们现在正处在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中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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