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坑道口，可我们坑道口很多，从另一边出来架上枪一通打，就把敌人打跑了。什么扔毒气啊，炸药炸啊，招儿都使遍了，战士们都有办法来对付。很短时间内，美国人就没办法了，打不动了。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把上甘岭守住”。
陈知建眼中的父亲：幽默聪明，喜欢恶作剧
我爸的性格招人喜欢，而且很谨慎，不是脑袋一热什么事情都敢做的人。他不喜欢的最多就是不说话。同时，我爸又是个聪明人，幽默，搞恶作剧时能逗得人哈哈大笑。
郭沫若曾写了个《武则天》的戏，叫大家去中南海怀仁堂看。大家都觉得这个戏拍的有点过，把一个封建皇帝写的什么都懂，还懂民主。郭沫若让大家发表评论，大家都不说话。恰好那时郭沫若刚刚入党，我爸就说：“咱俩介绍她入党吧。”大家会意的哄堂大笑。
还有一次是针对军衔制，有人要搞民族风格。我爸就说：“咱们要不就在背后插大旗，不一样的级别就插不同数目的大旗，这样就有民族风格了。”这个玩笑让叶剑英元帅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就没人再提搞民族风格军衔的事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勋之日，我们几个孩子问父亲封了什么将？他回答说，不是什么上将、中将，是个“辣椒酱”。
陈知建自述：成长、痛苦与遗憾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知识分子中的大兵，大兵中的知识分子。
我的童年是在行军途中度过，那是一种聚少离多的日子。部队把广州打完之后我们就去了广州。开国大典的时候我爸还在打仗，在云南地区进行最后的解放工作。
1961年我爸病重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四中上课，秘书来了之后带我坐飞机到了上海，下了飞机之后，每个人发了一块黑纱，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时候我还不到15岁。
我平常最仰慕战斗英雄，比如父亲、毛主席以及那些在战斗中负了伤的人。我在云南工作的过程中，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父亲的警卫员家里，去看望了那些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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