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香港的中国观察家们不厌其烦地研究着中国政府正在农村实现的公社制度。

15个月之前，当毛泽东第一次将他的设想在农村公社付诸实施时，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们乐观地认定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大同时代即将到来。一个逃到香港的难民说：“他们告诉我，一旦公社走上正轨，就会供给所有人免费的饭菜，给每个人发工资，集中照顾孩子和老人，还有其他可喜的事情。”但数个星期之后，政府为保证公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贮备的粮食被消耗得一干二净——农民们开始慌了。

在集体公社制度下，农民的土地被征集，不以现金方式支付报酬，拒绝为额外劳动支付加班费，这些都使农民失去动力。北京出版的《人文周刊》承认：“富裕的中农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社的，所以在这场赌博里，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输光了’。”

劳动效率下降得越来越厉害。在陕西省，由4个公社分派去收割的社员把300吨小麦扔在地里白白烂掉。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农民们不愿意出售他们的产品。根据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农民留下自用的粮食比去年激增146%。

公社中党员严重的管理不善导致了劳动积极性的丧失。在认真执行中央大力提倡的“集中力量生产粮食”和“大炼钢铁”号召的同时，公社的领导者们忽视了蔬菜、服装和纤维作物的生产。这些导致红色中国曾一度繁荣的出口贸易严重受挫。而蔬菜的短缺也是十分严重，上个月，中国的城市居民得到通知，……他们得自己解决粮食之外的其他食物。

更为糟糕的是，年轻的政府“农业专家”为公社制定了不可能实现的高产指标，这使农民和牲畜疲惫不堪，大量的耕牛死于过度劳累。至于农民，据广州出版的《南方日报》令人痛心的报道说：“相当多的公社社员并不关心产量。”在6月份，农业部长发现自己不得不如实上报：从1959年到现在，栽种粮食的耕地比1958年增加130万英亩——而按计划这一结果应该为中国正在挨饿的老百姓提供至少1400万吨粮食。

8个月之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意识到情况的变化，于是下命令对公社进行“整理”。但是让人灰心的数据不断增多，北京开始由“整理”转向全面的“整顿”。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做着艰苦的努力，要把几乎完全放弃了私有经济的公社体制回转成类似于旧式集体农场制度下存在的公有与私有经济混和的体制。

两个月之前，为了增加中国的肉猪供应，中国政府颁布命令，要求“每个公社都必须养猪”，并可得到小块土地专门为猪种植饲料。为了恢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北京决定允许农民保留他们从类似养猪这样的副业中所赚到的钱，而且可以得到超额完成产量的个人奖金——在一些公社，还包括补发1958年的奖金。

中央强烈要求公社中的党员干部“同群众商议并充分吸收群众的宝贵经验”。但是当干部们真正坐下来同群众商量时，往往会有让人泄气的发现。某公社社员坚持他们更喜欢用现金作报酬而不是粮食，因为“钱可以按个人所需灵活使用”。一个刚刚从广州附近的家乡返回香港的中国商人带回消息说，公社食堂已经关闭，个人食品定量重又恢复，清早4点半军事化的上工行列也被取消。他说：“虽然人们还是要从早忙到晚来完成定量的任务，但不再是义务劳动了。”

台湾当局听到这些消息后十分高兴，国民党总理陈诚宣布大陆政府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但香港的西方专家却并不认为北京已经走投无路。

赫鲁晓夫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

10月初，在美美、充满玫瑰色彩的天安门上，曾站立过两个伟大的人，两个统治着地球上1/3人口的人。当快乐的姑娘们随着竹板的节奏翩翩起舞，9条巨大的布龙在60头金色的狮子后面回旋前进时，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在晨光中面带喜色，一如往昔，和蔼、慈详。在他的身后奋力鼓掌的是俄罗斯的统治者——赫鲁晓夫，他前天专程从莫斯科乘喷气式飞机来为中国参加10周年庆祝。就在位于两位领导人后约一步的地方，隐现着高个，消瘦，脸色苍白的身影，他叫刘少奇，官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民众代表和共产党员在天安门城楼前前聆听毛泽东宣告，并发出警告：“让国内外的反动派发抖吧！”。赫鲁晓夫从他一到达北京之时起，他就一直公开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要求“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排除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他5次声明要求“和平共处”；在被特意提到的他的美国之行时，他声称：“许多资本主义的领导人正不得不被迫更多的考虑现实。”毛泽东微笑着，并鼓掌，但是没有回答。

然而大陆的回答似乎很明显。在国庆纪念游行队伍的高潮时，100辆墨绿色的坦克和144辆机械化炮兵车轰轰隆隆地在毛泽东和赫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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