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美方底牌，以争取最佳结果。有一天晚上，经孙团长同意，我去找了美国务院官员，并与他进行了私下磋商。当时，我强调长城工业公司既搞民用卫星发射服务，也能出口军用导弹，美方一面要求中方限制它出口导弹，一面又限制它参与国际发射服务的竞争，这样做无异于卡断其一切生路。而允许中国进入发射市场是对中美双方有利的抉择，在此关键时刻，中方希望美方允许其六年内发射九颗卫星。
在苦口婆心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之后，美方官员最终同意中方发射九颗卫星的限额，但同时也坦言了美方的一些困难，并答应将按此方案去做各方工作。在私下磋商的基础上，12 月16 日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中方明确地提出了六年发射九颗卫星的方案。美方团长立即建议休会一刻钟，全体人员进入另一间会议室，与等在那里的一群公司老板举行紧急会谈。这是美方的习惯做法，每当涉及商贸问题的重要会谈时，有关的大公司都会派代表坐镇在会谈现场旁的会议室里，以便随时与美国政府代表保持联系，密切掌握会谈的动向。换句话说，这样做便于美国政府官员及时向商界代表“请示汇报”，重要协议还须经老板们点头。
我们当时估计，美方代表团已对妥协方案达成共识，但须征得商界代表同意。那天的休会时间一再延长，不难猜测，美方会议室内出现了争议。估计过了大半个小时，美方代表终于出来了，宣布同意中方提出六年发射九颗卫星的方案。1992 年8 月，中国“长征”火箭成功发射“澳星”B1。自此，中国终于打开了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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