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早年脚踏实地，志向高远，无论是做朝鲜监国，还是在山东巡抚任上推行新政，或者是天津小站练兵，在当时都具有不小影响，有口皆碑。他在仕途上得以平步青云，与个人修为和努力奋斗分不开。晚期失误以及导致袁氏政权彻底垮台的洪宪称帝，使袁世凯背上千古骂名，遭受社会舆论一边倒的谴责谩骂。唐德刚说：自民国以来，没有一本书、一篇甚至一页文字，评价过袁世凯的正面作用。说袁世凯复杂，还包括他的个人品行和性格：一方面勇猛威武，知人善任，视财富若浮云；一方面玩弄权术，变化多端，狡猾欺诈……多种元素集中体现在他身上，使他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混合体。

复杂的还不仅仅是袁世凯那个人，还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袁世凯的后半生，始终被多种政治势力纠缠撕扯，袁氏沉浮其间，恍若沉浮于迷雾之中，在历史迷宫中构成一幅模糊不清的图景。这一切都随洪宪帝制的失败轰然倒塌，曾经笼罩在他身上的光环退去了，取而代之的是魔鬼面具。这之后无论哪个政治派别，都以骂袁为时尚，骂袁为革命。袁世凯从一个活生生的人，蜕变成了一个丑角符号，代表的是阴谋、欺骗、谎言、奸贼、独裁、告密、窃国大盗等等全世界所有的罪恶。于是近百年来，袁世凯所处时代的更多真实情况已经没有人关心了，一面模糊的镜子又怎么能让后人引以为鉴呢？

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是个值得认真探索的话题。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在不断提高。脱离当时的话语体系评价历史人物，不真实也不公允。有人将一个袁世凯分解成三个阶段来认识：少年有才气，中年有英气，晚年暮气重重，到他称帝时则完全是“尸居余气”，所以一遇拂郁，气机窒塞，如怒马陷入泥淖，气息奄奄了。袁世凯复辟帝制有诸多原因，在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对于这个“他”，大多数人认定是长子袁克定。然而真正害袁世凯的只能是他自己，是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能力和历史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个悲剧，而且是更大的悲剧。这与袁世凯个人的历史局限性有关，也与中国的封建专制土壤有关。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了他这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袁氏当国》，第19页）。

遗憾的是，进入了21世纪，对袁世凯的全面认识也还是不易，重说袁世凯仍是尴尬。那种以谩骂方式评说历史人物的习惯也并没有绝迹。要人们像史学家那样冷静地面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还有相当的距离。“大国崛起”是当今最为常见的一个词语，而发掘真实的历史并冷静地加以评说，不正是一个大国的国民们应该做到的吗？

袁世凯家族：厄运与荣耀

袁世凯幼年即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离开项城，四海漂泊，后又因与大哥的家族矛盾，再也没有回到这块土地。但是项城父老始终没有忘记在外的游子袁世凯。他们念念不忘袁世凯，认为袁老四是为家族挣了面子的大人物，然而袁世凯带给这个家族的，只是短暂的荣耀，以及之后漫长的厄运。

2007年岁末，笔者曾随电视台前往项城、安阳、天津、北京等地，拍摄专题片《袁世凯家族》，听袁氏后裔讲述了许多亲历的往事，当时种种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记忆最深刻的有一句话：“那年月，如果能回炉投胎，真的想改了这个‘袁’姓。”这样的话，但凡经历过那些不正常岁月的中国人都能够理解。昔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带给全民族深重灾难，更何况黑帽子戴在头上的袁氏后裔？

在天津，我曾随80多岁的袁家楫老人，去他父亲袁克文的墓地探望。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儿子，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如此显赫的历史人物，其墓地的凄凉景象却让人唏嘘不已。在一望无涯的荒草丛中，竖立着一块矮小的石碑，断裂成了两半，上头镌刻的“袁克文之墓”模糊不清。袁家楫告诉我们，石碑原是名家方地山（也是袁克文的儿女亲家）写的，“文革”中被砸了，现在这块碑，是前些年花钱请当地石匠重打的。如果不是看见石碑上的几个字，很难相信这里是袁克文之墓。当时还涌来一群人，扛着铁锨锄头，走近一看，原来是附近村民。他们高声说自己长年看护这个墓地，听说墓中葬着位大人物，现在要大人物的后代付一笔补偿费！袁家楫老人息事宁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村民，让村民以后去天津找他。村民们走后，袁家楫苦笑着说：摊上这样的先人，好事没有，麻烦事一大堆。面对老人的苦笑，我们无言以对。

前不久，笔者收到了一位署名Sam的台湾读者的来信，向我打听袁家诜的下落：“袁老师曾在课堂上叙述老家冬天时的童趣，这令我印象深刻。那时的她双脚不便，而从未让人背过一次，我们教室在二楼，我常在楼下等她上课，每每希望背她上楼，可她总是艰辛地一步步撑着扶梯上楼，这么多年了，我仍记得她蹒跚的步履和坚定的眼神……老师还在的话，也九十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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