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本身的记载就有歧异，该何去何从？幸好还有其他史料以资考信。前面提及的明初好官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属程贡和程的朋友杨御史诬陷，发到江浦劳改。服刑将满一年，本可释放回家，不巧发生了空印案，又被诬陷牵连了进去，于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这些都出自其子方孝孺所作的《先府君行状》里，相信方孝孺不会连老父去世的日子都会记错。郑士利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星变求言之前就准备上书，则空印案早于此时发生，而方克勤自八年十月起在江浦劳改的时间将近一年（《先府君行状》原文是：“终岁，将释归，会印章事起，吏又诬及。”“终岁”就是“整一年”，不能理解为“年底”、“岁终”；古代中国人的计数法是包括起止点的，故从八年十月到九年九月恰为一年。），那么将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推定为洪武九年九月，是比较恰当的。吴晗说十五年空印案发生的时候，恰好十三年胡惟庸党案还闹得很紧张，朝廷上谁也不敢分辨。其实不然。《叶郑传》记载，“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无它罪，可恕，莫敢谏”，郑士利后来上书，是持书到丞相府，由丞相将上书交御史大夫转达御前的。这个丞相就是胡惟庸。以胡惟庸为首的朝廷官员不敢进谏，不是什么党案闹的，而是他们太了解皇帝的性情了，顶风强谏的话，岂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丞相还活得好好的，空印案自然就不会发生在洪武十三年之后了。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宣布废除丞相这一官职。

另外，还有人认为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这可能跟《国榷》卷六的一条误载有关。《国榷》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条下记有怀庆知府林方徴（《明史》中作“方徴”）上言，其中说“去年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据此可推空印案在八年。然《国榷》同卷又记空印事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则与前记林方徴事相矛盾，可知林氏上言当在洪武十年。

关于空印案，有两点可以补充。第一是处罚了哪些官员？《明史·刑法志》记载是“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后来的处罚是：主印官员（即掌握印把子的人）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明代的省级地方机构有三个，即布政司（掌民政与财政）、按察司（掌司法与监察）和都司（掌军政），三司分权，互不统属。往下的地方机构府州县，都是由布政司这个系统下来的，跟其他二司没有关系。按《明史.刑法志》的记载，空印案中被处罚的官员都是布政司而下的官吏。其实不然，还有一种，即地方上的监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方孝孺《叶郑传》说“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看来，言臣中也有主印者，自在被杀之列。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已经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文中的“行省”是方孝孺沿袭旧称。

第二是到底杀了多少人？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杀了七、八万人，《国史概要》也说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的人数以万计。这个数字同样可能是从《明史·刑法志》而来。《刑法志》说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说 “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所言“过当”，也许即相当甚或超过之意。空印案也如郭桓案等三案，所诛杀也在四万数，故吴晗云两案有七、八万人被杀。然而，这个估计是成问题的。方孝孺《叶郑传》说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士利兄即士原（《明史.郑士利传》中作“士元”），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官湖广按察司佥事。士原或即“行省言臣二十余辈”中的一个，幸而不是主印者，得以出狱。郑士利在这些人入狱之初就想上书，后来为避嫌计，所以等到士原受杖出来后才言事，主要就是为留在狱里的那些死囚申辩。《叶郑传》文末说士利失败了，元璋“竟杀空印者”。贯通全文看，士原任官湖广，以从前的河南任内事牵连入狱，说明他是从湖广逮进来的，而朱元璋是按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顺藤摸瓜来捕人的。等皇帝完成了大逮捕，也不过数百人。直到全文末尾，也不像在这数百人之后又进行了株连逮捕。而且，这数百人中，还有一些人被充军了。所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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