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士利对于空印案的申辩与批评，有以下几点：第一，官方文书要有效，必须盖有完整的印章，而钱粮文书盖的是骑缝印，是不能用来为非作歹的；第二，钱粮之数，必须县、府、省到户部，级级往上相合，只有最后到户部才能知道一个确数，而如果“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那么就必须返回省府重填，势必要耽误时间，所以“先印而后书”只是权宜之计，不足以怪罪；第三，朝廷此前一直没有明确禁止空印的立法，现在杀空印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四，官吏们都是经过数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这么轻易杀掉，是很可惜的。第二条提到“先印而后书”，也就是“空印”，《中外历史年表》说：“元时，官府于文书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剑桥中国明代史》解释说，这是因为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发运时的数字肯定跟户部接收时的数字是不符合的，但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吏们并不事先知晓，只有到了户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官吏们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就地填写实际的钱粮数字。

空印是沿袭元朝的旧法，而朱元璋对元朝腐败的吏治是很痛恨的。固然元朝旧法可能存在易于作弊之处，但在郑士利解释得非常清楚的情形下，仍处死了所有的主印官吏，显然是很可见皇帝的专制性格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看法是：“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诚然如此。朱元璋在求言诏中是这样说的：“迩来钦天监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于是静居日思。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於戏，于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鉴之。若假公济私，□（此处落一字）贤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有一个地方学官曾秉正上书，大谈如何“应天心”、“慰人望”以守成，《明太祖实录》抄了近六页，全是空对空的虚道理，朱元璋却听得很舒服，以为他是忠臣，提拔做了思文监丞。叶伯巨和郑士利就事论事，坦坦直言，却引得皇帝大怒，以为叶伯巨离间皇家骨肉，以为郑士利背后另有主谋，将两人下狱。后来，叶死在狱里，郑跟他的哥哥士原罚到江浦劳改。还是那个曾秉正，后来也因言事忤旨而被罢官，穷得连回老家的路费也没有，不得已，卖了四岁的女儿，弄点盘缠。看来曾氏还算是一个清廉自守的官。可这不行啊，把女儿卖了赚路费，岂不是给皇帝的统治抹黑，与朝廷提倡的孝悌之道相违背？也是一怒之下，皇帝将曾秉正处了个腐刑！这个曾官员后来不知所终。

原来，所谓的忠奸，也不过在皇帝的一闪念之间。皇权的专制权威是万万惹不得的。叶伯巨事先曾说：“即使没有皇帝的求言诏，我也要上书，何况现在正要求言呢？”都说言者无罪嘛，一个大皇帝岂能更是言而无信？可是他偏落得个囚死狱中的下场。郑士利也是等得求言诏的机会去申辩，却根本不被理会。而所谓的空印案，也仅仅是皇帝雷霆之怒所激起的一场小事故而已，是根本不值得当作惩贪除恶的标本案例去宣扬的。

为便于大家理解，小结如下：

一，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既不是洪武八年，也不是洪武十五年，而是洪武九年九月。此年有闰九月，又方克勤是在十月被杀，则空印案前后持续的时间约有三月之久。

二，空印案所诛杀的官吏人数并没有数万之多，而是区区几百人。空印案的规模跟洪武年间其他三大案是无法相比的。

三，空印案中被杀的官吏不仅仅是布政司府州县的官吏，还有按察司的官。

四，空印案中户部所核查的项目是钱粮的数字，并不包括军需等其他事项。

五，朱元璋之所以搞空印案，恐怕不真是从惩治贪污作弊出发，而是认为这些官吏背着上司、背着皇帝径直用空白盖印文书对付户部的核查是对皇帝欺罔的行为，后来郑士利的上书更是激怒了他，所以“竟杀空印者”，所以哪怕是他曾经最为欣赏的好官方克勤受诬入狱，也没有放过。

六，《明史》对空印案发生时间的记载存在歧异，而《明史·刑法志》可能是空印案研究上致误的主要来源；更早的记载方孝孺《叶伯巨郑士利传》、《先府君行状》当更可采信，可用以纠正诸多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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