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8年第9期 作者：吴跃农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苏两国间积蓄已久的怨气终于在边境小岛找到出口，珍宝岛战役打响；接着，在3月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共发生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冲突交战呈胶着状，炮弹与雪花齐飞舞，地雷与手榴弹交错炸响。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 辆，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军损失惨重，吃了大亏。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两国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火药味浓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沟通。

柯西金打来热线电话被拒

当时字面上中苏是同盟国，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依然还在，但久未使用。3月21日下午，柯西金给北京打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紧急通话。中南海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立场坚定地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那位女话务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毛泽东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不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这次女话务员没有掐断电话，根据事先指示，将电话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欧司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尽管说话火药味很浓，但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答复：你们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断绝了关系，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

这样，苏联就只能由外交一般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东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之前电话与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随即，周恩来将此次外交决策向毛泽东主席书面汇报：从21日晚（苏联莫斯科是下午）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中方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在珍宝岛发现苏军在活动，并侦知苏方在催促前沿行动，估计苏当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书面汇报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林彪也圈阅了报告。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箭在弦上。

核大战一触即发吗？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炒作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次解决中国的核设置的所谓“秘闻”。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并不是臆想，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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