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04客机耗油惊人，每发动一次就要用掉一吨航空油。可此时柯西金一心只想把那鸭子带走，“柯西金鸭”便由此得名。

核大战之弦再次绷紧

9月11日，新华社作了低调报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所属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的详细情况。

苏联内部有一部分人对华态度强硬，何况在珍宝岛吃了败仗，许多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要求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向一位美国代表扬言，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对外放风，说什么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立即出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警示。

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微平静后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柯西金谈话中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千米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弹实战性原子弹爆炸。

在中国国内，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如果这不是杯弓蛇影，那就是搅局。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于当天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口授了6条命令。

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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