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比我大38岁。当我略知“胡博士”之名的时候，他已经写出了《四十自述》。我们理当认真读书学习的那些年，他已经受到缺席审判，他的书在大陆成为禁书，书店里没得买，图书馆借不到。终归还是徒知其名而已。直到上世纪90年代，胡适才成了报刊上可以谈论的话题，他的文集得以出版。只是我们这一代人，除了着重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以外，一般不大可能仔细读其书以知其人了。

乃知“补课要趁早”。垂垂老矣，谈不到补课，报刊上的短文，叙事的，怀旧的，有时看看，仿佛一阵阵云烟过眼，却也留下些曾有的实事的迹象。

今年第一期《凤凰周刊》，有周为筠一文，谈“台湾那一场中西文化论战”。我读时特别注意到文中郑重标出的年月日。因为那时已距胡适逝世不远了。

周文说，1961年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邀请，在会上作了一个不到25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在演讲中提到，“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主要内容依旧是“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以致苛责中国固有文化”。“胡适否认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这让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首先起而抨击胡适的是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据周文说，徐复观性格激烈偏执，他在《民主评论》上发文，以强烈的语气谩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并且说：“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

对指着鼻子的公开挑衅，“素来以修养好(著称)的胡适始终没有回应，而其他西化派学者似乎也以保持缄默的居多。”

1961年11月26日，身心交瘁的胡适因心脏病骤发住进医院。但论战并没有因为胡适的倒下而暂停。

1962年1月《文星》杂志51期发表了李敖、胡秋原的文章，接着参战的有叶青(任卓宣)、郑学稼等。而据周文说，其中力挺胡适的是一向狂傲嚣张的李敖，他的过激言论又引起激烈的反驳。李敖的老师殷海光被人认为是论战中“西化派”的幕后人物，但他私下里力辩自己“根本没有空闲搅和这趟浑水”。然而，风生水起，港台《自由报》《自立晚报》《中华杂志》《世界评论》等报刊纷纷加入这场“笔仗”。

周文写道：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酒会上发言。他从科学讲到自由民主，特别提到了他受到围剿挨骂的事，因情绪激动，心脏病复发，倒地溘然长逝。

在某种意义上说，胡适是一路从骂声中走过来的，他的学术生涯乃至政治生涯都与争议的话题分不开。他绝不是能被骂倒的人。但他的死，虽然直接原因是遽发心肌梗塞，却不能说跟他陷入夹攻的处境无关。喋喋不休的谩骂显然引起他的不快，是导致健康状况整体上逐渐恶化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倒是徐复观的态度。据周文说，他于胡适的学问虽有微辞，但一贯尊重胡适思想上的追求。徐复观脱开论争的气氛，写了《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哀悼胡适之先生》，坦陈对胡适的意见，对胡适作了中肯的评价。这一点应该说不失学人的风度。

最近读到台湾旅美散文大家王鼎钧的《胡适从我心头走过》(刊于《香港文学2006年9月号，收入“香港文学选集系列”之12《笔记选》)，文中从更大的背景说到胡适之死。

王文追忆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蒋介石有意推举胡适做第一任“总统”，据说胡适动了心，跟一位朋友商量，朋友问他，当了总统能否指挥军队，胡氏废然作罢。王文说，我认为胡适是否出任总统，问题不在能否指挥军队，而在如何维持自由主义的价值系统。——如果他做总统，照例要向三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训话，他难道还能说“自由就是由自”？他岂能说“个人的自由就是国家的自由”？

王文提到胡适等的自由主义观点“既然没有给军队、情报、警察留下生存的意义，这就引发了军方的反弹”，“军方为了照顾士气，对他的官兵要有个说法，于是出现所谓围剿”。

王鼎钧说他细读了那些文章，发现批胡者使用的是一种很霸道的白话——(台湾的军方)批胡者引述胡适的话不加引号，不注明出处，以自己的议论混杂其中，常常把自己对胡适意见的了解当作胡适的意见，把假设将要出现的情况当作已经发生的情况，东拉西扯，迂回包抄，以量代质，小鱼吃大鱼。这些文章锁定以基层官兵为对象，想必是作者迁就读者的水准，如此批胡，真是以下驷对上驷。也许主其事者胸中有奇兵，诸葛亮要骂死王朗。胡适大概从未想到，他所提倡的白话文竟被这样使用。

王文说，胡适从未公开反驳台湾军方的指控，好像也从未在私下对朋友说过什么。有人认为，天下批胡者何其多，如果胡适每一篇文章都看，他将没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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