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些国家人民并不感到满足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无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西欧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更快，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更大些，对比之下，东欧国家就显得落后了。好几个东西欧国家是毗邻，一步就迈过去了，除了政治原因，仅仅是为了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与舒适生活逃亡的东欧人为数不少。

每个国家无论领导和群众对我们代表团的欢迎都是热情的，发自内心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带去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真诚的情谊，也由于这些领导人和人民对我们抱着很高的期望——其实是很大的误解！

那时，正当“大跃进”狂热的高潮，这样那样“卫星”上天的报导正吹得天花乱坠的。东欧人相信了，以为我们的粮食肉类等真的堆不下了，他们正需要我们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援，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食物供应紧张的困难。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同志陪同我们察看东西柏林界线时谈到，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优越。最近他们把每人肉食年消耗量提高到了80公斤。乌布利希感到这对他们东德确有压力。希望彭总替他转达并争取一下，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供东德人平肉食量能在年内接近70公斤。彭总听后沉默许久，说：转达是可以办到的，但能否争取到满足你们的需要，我看是很困难的，你也不要抱过大的希望。据我前不久在一些地方调查，报上的宣传有许多假话，有的地方老百姓不要说吃肉，吃粮也是半饱而已！

这又成了彭总后来的一个罪名：在国外攻击诬蔑国内大好形势。

过后彭总问过我：“朱开印，你一年吃多少肉？”我说，没算过。他又问：“有80公斤吗？”我想了想，80公斤就是160市斤，平均每天快半斤了。我说，哪吃得到那么多？彭总说：我们的老百姓呢？吃多少？他们要听说人家希望我们帮助每人每年吃到七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啊！

我们一位同志感慨道：“我们中国老百姓好啊！从来没听说哪里因生活问题闹过事！”彭总问：“你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位同志随口答道：“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好，人民在旧社会苦惯了，心里有个对比……”

彭总当着许多同志，突然提高了声音：不要自我安慰了！应当想想我们哪些地方没做好，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又说，是的，我们的人民好，苦惯了，但这不能作为一个理由——中国人吃十斤八斤肉就够了，人家吃70、80公斤是应当的！还说：竞争不是东西德，不是东西欧，而是东西方！你落后十年八年可以，久了，人家就要比垮你，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你的……

这次访问，我明显觉察，彭总的心情越往后越沉重。后来看到他的“万言书”，我有个想法，这些意见和他在国外获得的印象和观感有一定联系。这决不是说，我也同意那些“他的问题有国外背景”“有国外人背后怂恿支持”的无稽之谈。“万言书”上的事实是当时全国人民目有所睹，心有所感的，也源于他亲身在大江南北广泛深入的调查，只是由于他在国外更深刻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和反映解决它的迫切性，所以才抱定了“宁可毁灭自己”也要秉笔直言，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老百姓不光看你打的旗子，还要问他自己的“肚子”！肚子不饱，他终究要打扁担的。

彭总是打不倒的，他将永垂青史

庐山会议我没参加，以后在中南海揭发批判他我参加了。有人动员我：“朱开印，你是了解情况的，你要揭发！”

我揭发什么？跟着人家说他“里通外国”？“和赫鲁晓夫有秘密勾结”？说实在话，我当时要真有点什么根据或怀疑，我也会站出来的，但我在出访这两个月里是时刻不离他左右的一个人，什么活动都是我联系安排的，却一点都不知道有这种事，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没发现。

彭总对加给他的其它罪名还能冷眼置之，唯独对“里通外国”的毒箭愤怒之极。他多次暴跳起来，拍案大叫：你们谁有这样的把柄拿出来，我不会俄国话，什么外国话也不会，要通，总得有个翻译，有个中间传话的人，你们给我找来对证！

无疑，有人是希望我“火线立功”，充当这样一个“证”人的。

我不是为了去立功，而是出于对党负责，我去找过代表团的两个翻译，一个章金树，一个孙定中。彭总每次和外国人交谈，他们都在场，而且都作了纪录。他们俩都是我们外事局的，平时对我很尊重，这回一听我提出这种奇怪问题，都有点气愤：“你怎么问这个？如果有这种事，我们会给他翻译，会等到你今天来问么？”我也问过工作人员、记者，大家都摇头，谁也没见过彭总单独和外国人相处过，哪怕几秒钟。相反，几个不明白我找他们到底了解什么的人，反给彭总提了这样几条意见：“他不分场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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