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世纪》杂志2009年第5期  作者:何殿奎

多年来，一些书刊的文章凡涉及秦城监狱的内容，总给人有谈虎色变、毛骨悚然之感。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十年浩劫一批冤假错案的受难者被关押在那里。我从1952年至1992年在监狱任管教员，1960年后于秦城监狱工作到离休。这期间我在204监区担任科长，1985年2月晋升为副处长，离休前定为正处长，经历了从功德林到秦城，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四人帮”垮台到拨乱反正时期。如今我已年近八旬，趁记忆力尚好之际，就撰写文章，让更多人对秦城监狱有进一步的了解。

秦城监狱名称由来

秦城监狱(以下简称秦城)是1960年3月15日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1号公安部预审局和监狱迁移到秦城后，才有了这一名称。那里原是个小村落，位于北京市北面昌平区地界的燕山山脉南侧，距市中心40公里，离小汤山镇10公里。监狱东、西、北三面依山，南面是一片平原，有一股山泉水从监狱东北流向监狱前面泄入水库。秦城建设初就有办公区、生活区，以及周边的林地、农田。建有四个监房区(均砖木、水泥浇铸结构)。潘汉年、徐雪寒等关在204区。204有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间。配有地毯、沙发床、桌椅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伙食即使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午、晚餐是二菜一汤，一年四季供应高档茶叶、水果。这种待遇从功德林起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

我在1952年7月察哈尔省撤省建制时，随原察哈尔省公安厅部分干部调入公安部，分配到一局四处(预审局前身)功德林监狱(以下称功德林)工作的。老北京AS功德林为第二监狱，它是一座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卦形的庞大监狱。据说晚清年代就有，袁世凯当大总统年代修葺过。

1954年3月因工作之需我调到丁字号(大监区)工作，丁字号有120名犯人，他们大多是历史反革命。监管员是吴生福与我，1955年4月领导上调我去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直至1960年3月15日功德林迁移到秦城后，我就在秦城204监区工作。204监区除潘汉年外，还有饶漱石、胡风、范明、王少庸、徐雪寒、薛向程、王超北等高级干部，负责他们的生活、疾病治疗等。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礼堂开大会时讲“砸烂公检法”以后，同年11月7日秦城实行军管，“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在一两天内秦城的全体职工(仅临时留几名炊事员、电话员)调用三十多辆卡车将他们送到复兴门外木樨地政法干校去办学习班。1969年我全家下放黑龙江地处北大荒的“五七干校”。秦城军管几年后，在周恩来总理过问战犯改造工作后，才采取了“原管教干部应调一些回来工作”(见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第366页)的措施。于是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在201监区工作。不久，毛主席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映秦城虐待在押人员等问题的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见《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一书，第346页)批示下达后，1973年间先谢富治病亡，后代部长、部长李震自缢。接着华国锋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和赵苍璧任公安部长期间，先后对秦城进行了整顿，1974年间军管人员和一批转业人员陆续调离。经过机构调整，充实干部，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秦城的管理才逐渐走上正轨。

黄维是改造战犯中最顽固的一个

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后，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特赦释放大会，释放战犯293名(见《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第368页)。这是在国内外极具影响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绝大多数战犯都是走过从不认罪到认罪的过程。这与我们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教育方法是分不开的。简要地说运用了多种“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如每逢“五一”“十一”两大节日都带他们观看天安门游行和晚上的烟火盛况。这是件很费心思和艰苦的工作，黄维起初从被俘的那一天起压根儿不认罪，属极个别的顽固不化的犯人，总认为在战场的失败，不是他没有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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