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前去把他抱住，实际上当时离墙有五、六米的距离。然后战士拉响警铃，我即速赶去，还没有说话，就见陈硬要挣脱战士的保护去撞墙。我就来个激将法，高喊一声，叫两名战士放开他，接着说：“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有人说你非常难管，你今天的表现只能说明你是用死来威胁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好让我们听你的指挥，这是痴心梦想。”我又说：“你要撞死只能证明你的立场顽固到底，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接着我口气缓和一些，说“我劝你还是明智点为好，有什么想不通的可以谈谈，我会把你的想法和要求向上级反映的，这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除此以外，没有好的结果可取”等等。我讲这些话时，陈听着，看他不会有闹的样子，最后我说：“你好好想想，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哪一点对不起你。”说罢就出监房向战士布置注意事项。果然战士反映，陈中午吃饭很少，躺在床上闭眼静思，不时长吁短叹。过了两天战士报告，陈伯达说：“我要见那位首长。”因他不知那天批评自己的是谁。在战士连续报告的第三天，我才去陈的监房先发制人地对他讲：“从今天起，你的一切归我管，你要很好的和我配合，服从管理，不要胡闹，有什么问题可以正面提出来……”我还未讲完，陈伯达就用右手打自己的脸，边打边说：“我该死，我对不起领导，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党，我今后决不再这样……”我即说：“打脸有什么用，只能触及皮肉，关键是要端正态度，配合组织上对你的审查，搞清你的问题，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说对吗?”陈点头表示同意。自此一年多他老实多了。
其实我看陈伯达活像一条“变色龙”。1976年9月，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见报后，他就以为良机将临，在监房竭力吹捧“四人帮”，说了一大套阿谀奉承的话：“我和江青、春桥同志是一条心的，我愿同他们同心协力的工作。”“我以个人的名义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江青同志致敬。”“我特别怀念毛主席的忠诚战友江青同志，希望她多保重身体。”“在一起工作当中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陈伯达还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等等。当时我和几名战士对陈伯达的这些话均抱着只当没听见的态度。不久，他得知“四人帮”垮台，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又要出要“寻死”的闹剧，还当着我们的面骂：“国民党监狱也没有像你们这样……”等等极为难听的话来。我就同他针锋相对地说理斗争，责问道：“国民党监狱有严刑拷打，这里有没有?在这里整天给你送牛奶、饼干、水果，吃大米饭、包子、饺子，喝鸡汤，有病请专家来给你治病。你房里有沙发床、地毯，国民党监狱有没有?”问得他瞠目结舌，只得承认自己态度不好，表示服从管理。自此两三年后，陈伯达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中的第五位。陈伯达被依法判处徒刑后，于1981年7月保外就医离开了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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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关、戚各显“神通”
1972年11月，我调回秦城时在201监区工作，当时有89名局、部级干部关在201区。王力、关锋、戚本禹就在这个监区内。
先说关锋其人。他性情暴躁，时常大喊大叫，似乎精神失常，曾将报纸卷成筒，对着门缝喊叫，谩骂周总理。为制止关这种行为，领导上决定我和马存宝、王安林三人组成专门小组管理他。首先落实生活问题，每天由一人专门照顾他衣食和到监房外活动，加上医疗服务，他逐步改变了精神紧张状态，并开始同我们说话，也不骂街了，加之我们安排家属来探视后，他就开始转为正常状态。不料有一天因为少给他打开水的事与转业战士大吵大骂。这件事发生后我向领导建议尽快整顿队伍，到1974年间军管人员和转业战士大多离开后，关的骂人才收敛。
再说戚本禹这个人。我接触他后就感到戚是个善耍坏点子的人，监管人员在斗智上比不上他。我们采取的对策是避免让他钻空子。比如他经常想睡就睡，晚上不睡就不睡。有一天，晚上战士关了里面大灯，他就大闹，闹得周围在押人员也睡不好。其实他这种行为是拒不认罪的表现。起初我们还是同他评理，我明确对他说：“警卫战士监管你，是政府赋予的责任，如果你做这个工作，也得这样做。”我还指出：“你是故意拿战士寻开心，这反映出你在外边平时生活准则和品德如何。你不是在外有一点名气的人吗?今天在这里戏弄战士，你不觉得太低俗了吗?”最后我说：“你如果实在不听劝告，我们为了你的安全，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此时他对着我说出“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今天我要看一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的话来吓唬我。戚为何说这样的话呢?那是因“文革”初，在他操纵下，把秦城关押的陈里宁作为“反刘少奇英雄”抛了出来。当时我持反对态度，结果被戚指挥的红卫兵揪斗。我想可能是我与其他相关同志作认真研究，把戚从二楼搬到三楼空监房去，当时是7月中旬，把木门打开，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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