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曾展开过中国要不要进行一场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政体替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大论战。那时，中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对极端腐败的清政府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失望，这就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提到人们面前：对这个政府，是下决心打倒它？还是继续维护它，指望由它来进行改革？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作出回答。

这场大论战十分引人注目。它把许多爱国者心里隐藏着的根本问题——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一下子喊破了。

由此来看孙中山，暴力革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当反动统治势力表面上还很强大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要下决心抛弃自己已取得的社会地位，甘冒杀头破家的危险，领头起来革命，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有一个严肃思考和内心冲突的过程。孙中山的青年时代，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孙中山并没有像世界近代许多革命党那样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宣传酝酿和组织准备，而是很快就把武装起义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这是他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个重要优点。

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人们常说改称“民国”无非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同。诚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并没有改变。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这块招牌和没有这块招牌的区别不能小看。同时，它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谁的收益更大

问：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促进了国民党本身的进步，同时它也使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那么，在这次合作中，国共两党究竟哪一个收益更大一些？

金：国共两党的合作确实为国民党注入前所未有的新的生命力：第一，在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第二，促进了广东工农运动的高涨。第三，训练了一支党军。第四，发展了国民党的组织。

对共产党来说，在实行国共合作后也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它使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更广泛地深入人心；使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登上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在更大的群众斗争风浪中受到锻炼；使工农运动在南方各省蓬勃发展，各地的农民协会和工会纷纷成立，为以后土地革命风暴的掀起准备了重要的群众条件；党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这一切，并不是以削弱国民党为代价取得的，而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两党得到了共同发展。

总之，对国共两党来说，“合则两利”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如果一定要说谁在这中间得到的更多，发展得更快，大约只能是国民党而不是年轻的共产党。

说“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那是主观臆测

问：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您怎么看？

答：“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最忧虑几种现象：一是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农村工作中“包产到户”的主张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支持，被他认为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引起他对这些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三是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仍占着优势。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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