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进一步表示，张学良当时觉得，已经无法劝蒋停止剿共了，但杨虎城说还是有可能的：你如果是真心干的话，就是趁蒋介石来的时候把他捉起来。不过，在这之前，张学良跟中共在四月份下旬就已经谈的很清楚了。他要反蒋，无非就是时间问题。他想等半年。半年之内他准备一些工作，等苏联的态度。红军当时在陕北有一万多人，东北军有十几万，这才是后来会发生西安事变的最主要的前提。

至于张之丙给张学良做的口述，杨奎松认为，很多问题提的都不到位，因此对了解西安事变的史实帮助不大。

台湾一些学者认为，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比张学良强硬得多。但在杨奎松看来，实际上两个人的态度差不多，只是在12月25号最后放蒋的时候，要不要蒋写一个书面的承诺，双方才有分歧。包括放蒋，杨虎城也是同意的。而且要蒋的书面承诺也是中共中央先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提出来以后，杨虎城就觉得中共中央提的是对的，既然中共都这么坚持，就应该坚持。

国民党方面也很在意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与中共的关系问题。现在流传的说法是，杨虎城最初想要入共产党，但中共没有同意，1928年同意他入党时，他已经离开日本了。但杨瀚说，实际情况是，他从日本回国后，收到准许他入党的函件了，但他那时向右转了，拒绝加入。

杨奎松认为，杨瀚的这个说法完全有可能，因为实际上杨虎城后来对共产党并不信任。包括西安事变之前，中共跟张学良建立关系很容易，张自己很主动，但杨虎城在这些方面始终跟中共中央保持距离。

至于有些史书中所谓的杨虎城的部下（包括他的夫人）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的说法，杨奎松认为不准确。“他的部队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是那些共产党员，按照后来中共的正式说法，大都是脱党分子。他们不是有组织的党员，不是渗透进去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派进去的党员。杨虎城的夫人也不是。”杨奎松说，正因为杨虎城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愿意用他们，并认为这些人很能干。

专访历史学者杨奎松：

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单纯的抗日问题 

西安事变不是单纯逼蒋抗日

刘若南

发生在七十三年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它虽然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长久。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主流开始从国民党手中滑向共产党。“西安事变”促成了这次转折，至今，它仍是国民党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

随着国共两党自2005年始出现和解迹象，中共对西安事变的纪念也出现微妙变化。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公开，中国大陆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了很多新的进展。我们需要超越被意识形态与党派利益遮蔽的新视角。在西安事变73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笔者采访了杨奎松教授。他十四年前著的《西安事变新探》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

1、张学良想联合苏联

记者:苏联在西安事变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发动之前苏联介入了吗？

杨奎松：没有。苏联对张学良不信任，因为1927年在北京抄苏联大使馆，杀李大钊，是张学良的父亲干的。1929年在东北抄苏联领事馆，收中东铁路，是张学良干的。而且，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苏联重视的是谁能够领导中国抗日，这只能是蒋介石，靠张学良的部队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他们坚持共产党要跟蒋介石去谈判。

记者：张学良想加入共产党未获批准，主要也是苏联的一个决定。

杨奎松：那当然了。

记者：张学良为什么发起西安事变？除了不想内战，想抗日外，有没有其他原因？

杨奎松：主要是跟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因为他发动事变前的1936年11月，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的宁夏战役刚刚失利，损失很大，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已会合在甘肃北部，但国民党中央军也围追堵截过来，把红军逼到很小的一块地方，已无法继续在生存了，中共中央只好决定重新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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