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也在“敏感”之列

浙江畲族的“祖图”（局部），因涉及“宗教迷信”，没有被纳入“非遗”保护范围，被当作废品流入旧货市场

专家指出食品类“非遗”项目过多，而许多民间信仰却难入“非遗”

“酒水”纵横

11月26日，耗资3.7亿元、历时4年的中国首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终于宣告“基本结束”。

5年来，中国“非遗”保护工作进展神速：目前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项目1028个，“非遗”传承人1044位。这次普查收集珍贵实物和资料26万多件，“非遗”资源总量近56万项。

与国家级“非遗”数量暴增相对应的，是大量的“非遗”正在消失。文化部部长蔡武11月26日说，“非遗”的传承链条正在中断：六十年间传统剧种损失了三分之一；消失的舞蹈类遗产超过二十多年前时统计总量的三成，其中河北、山西两省近三分之二的传统舞蹈失传。

韩国在40年前就启动了“非遗”的认定和保护工作，迄今不过认定113项国家级“非遗”。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韩国还在与中国争夺端午节的“申遗”。韩国的“启动早、‘非遗’少”曾引发了包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在内的众多专家担忧——中国真有那么多“非遗”吗？

冯骥才指出“非遗申报往往和政绩或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政绩和利益成为驱动力”，食品类“非遗”项目不宜过多，如果都这样搞，“非遗保护名录最后就成食品大全了”。

11月12日，在澳门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遗产论坛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宋兆麟，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表达了和冯骥才一样的担忧，他还批评“非遗”申报中的造假和逐利行为——

地方官员成了传承人

我国启动“非遗”保护已经5年多了，在评选名录、公布文化传承人、认定文化试验保护区上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在国内外都有好的反响，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有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多的意见，就是“重申报轻保护”，有些项目正在消失。

我问过专家委员会戏剧组的组长王安葵，现在上了名录的地方戏，十年以后会怎么样？他说十年以后得砍掉一半，得消失一半。我觉得他的意见太对了，非物质文化的总的趋势，是逐渐地消失。

有的“非遗”项目存在着争议。比如，北京上了一个酒，这个酒是从山西运过来的，到北京灌瓶后再重新包装，你说这种“非遗”是不是存在水分？再比如，浙江有一个“开洋节”，是渔民出海打鱼的一个活动。类似的活动确实有，但是没有形成节，我们问当地人，当地人说“原来我们没这个节”。但是现在却上了名录了，这不就错了吗？类似的情况相当多。我感觉他们有点把非物质文化搞成政绩的趋势。

还有传承人的问题。有特殊的技能的“非遗”项目是有传承人的，而且关键是得有活人，一定要在这个领域是拔尖的、有威信的、公认的。贵州丹寨造纸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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