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军进入上海,竺可桢与生物学家秉志(农山)议论起江山易主的变局,他们不禁感叹:“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日记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可见,国民党的专权腐败,早已使许多知识分子与之离心离德。

一九四九年四月,竺可桢黯然离开他做了十三年校长的浙江大学,心境不无凄凉,同时又带有几分终于脱离“苦海”的庆幸。此前他回绝校内学生会为他六十岁生日举行庆祝的邀请,他认为那其中的政治意味太明显,殊为无谓。他秉持大学校长应具“同情心”,对批评政府的学生不肯施以重罚(开除),他的“宽待”学生运动,成就了浙大“民主堡垒”的声名,而他内心却满怀苦涩。面对学生会施展手腕,校内政治空气日渐升腾,他不以为然,但自知如此局面绝非自己这样的“书傻子”所能应付,因而此时对于校长一职已是“厌恶万分”。事实上,浙大校内已经出现斥责竺校长走“中间路线”的揭帖。

竺可桢虽对学校勇于负责,但对校长一职并不执著。他曾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均遭婉拒。而一九四一年四月和一九四七年七月,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朱家骅竟先后请他转任中央大学校长,似乎是对他办学业绩的肯定和褒奖。竺可桢自然是敬谢不敏,但看得出,国民政府需要像他这样有声望、能服众的“书生官员”治理高等学府。

竺可桢读过一篇译文《教授眼中的校长》,印象深刻,内云:“教授眼中鲜有良好之校长,有专事迎合学生心理之校长,有与教授以种种难堪之校长。或谓校长之难由于世人以校长万能目之,而校长亦以自己万能则殆矣。或谓校长从来不说真话,或谓校长视教授为雇员。据各教授之意,以为成功之校长须具有二要素:一为尊重学术,一为富于同情心。”(日记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竺可桢对办学成功的前辈一向敬重,他与蔡元培先生密切交往,虚心求教,刻意效仿。一九四八年春,张伯苓来浙大谈南开办学经验,“张伯苓谓渠办大学有三个政策,即经济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又谓自来初得力于严范孙先生,继得力于基督教云云。余甚佩服其见解也”(日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虽为一校之长,却身无官气,究心于学术,时日一久,自然聚拢大批优秀教师,他们各展所长,各得其所,学校蒸蒸日上。竺可桢在浙大,最初得力于“东南旧人”。“五四”前后,郭秉文主政东南大学,一时间人才济济,与北大南北称雄,后发生内讧,教授星散。中央大学组建后,因种种原由,尚难恢复昔日盛况。竺可桢接手浙大,胡刚复、梅光迪等原东南教授聚集而来,形成核心力量。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蔡邦华、贝时璋、王淦昌、卢嘉锡等一批新秀形成教师骨干,学生中亦有谷超豪、滕维藻等活跃青年。竺可桢对教授们关爱有加,平等相待。训导长费巩教授一九四五年春在重庆突然失踪,数年间杳无音信,竺校长四处寻找,甚至通过黄炎培托请沪上强人杜月笙暗中查访,终无结果。竺氏对费巩失踪一事始终不曾释怀。

对于一些名声甚大的特殊人物,竺可桢的经验是:慎重引进。一九四六年初,文学院长张其昀“欲聘钱宾四(钱穆)、贺麟,余均赞同。但同时告以钱宾四往往藐视同辈,如到浙大,亦不能给以特别待遇”(日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哲学系拟聘熊十力来校任教,竺可桢反对:“此辈老先生之来,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渠等所教过于高深,于学生学问与操行不能有所影响也”,“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紧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日记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二月二十六日、六月一日)。竺可桢如此决绝地拒聘熊十力,应与他过去与马一浮的交往经验有关。竺上任伊始,便拜访浙江名宿马一浮,聘其任教,但马先生要学生们上门“请业”,学校管理诸多不便,而听罢马氏的“复古”高论,竺校长不免失望,确信与学生无益。与马一浮交往,使竺可桢别有一番感受。理工精英与“怪僻文人”之间本不易“磨合”。

可是,竺可桢喜欢访见吴稚晖,他们或许有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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