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这种局面并没有保持多久，从翌年3月蒋桂战争起，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实力派纷纷举兵反蒋，战火绵延不绝，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现象。短短两年间，先后武装反蒋的有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阎锡山等。有时是一人独树一帜，有时是几方联合反蒋，但最终都在蒋介石的武力征伐和分化收买下失败。

事情看起来似乎很令人费解。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中有一条基本游戏规则，就是最强调保存实力。在他们看来有了实力才能控制地盘，才能进一步壮大自己，才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拿自己有限的实力去赌博。特别是在面对比自己强大而又拥有中央政权的蒋介石时，这种赌博式的挑战并不容易。他们这样做通常总是觉得已处在迫不得已的地位，或以为多少能有一点把握，才会下最后的决心。而事态的发展却几乎同他们原来的盘算相反。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石友三，他在1929－1931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反蒋。我们不妨以他1931年反蒋失败为个案进行考察。

一

石友三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所统率的军队训练严格，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石友三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军人。1929年5月冯玉祥第一次举兵反蒋时，他和韩复榘、马鸿逵突然率部叛冯投蒋，导致西北军几乎全面崩溃。蒋介石因此委任他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和安徽省政府主席。同年12月，蒋介石调石部南下广东，石友三担心蒋对他下手，在途经浦口时炮轰南京，同唐生智联手反蒋，以后退到豫北新乡一带。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后，石友三再次依附冯玉祥、阎锡山，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南渡黄河，参加作战。蒋介石一度险象环生。同年9月，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率东北军入关，阎、冯失败。而石友三此前已同张学良暗中联络，率部主动北撤至冀南、豫北的一带。他是吉林人，利用东北籍的关系，投靠了张学良。

中原大战结束后，在蒋介石看来国内已没有同他相抗衡的军事力量。1930年10月，蒋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踌躇满志地表示：“此战之后，决不至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与叛乱党国。”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虽已战败，但仍残存不少军队。如何收编这些军队，颇令蒋介石花费了一些心思。三股势力中，南方的李宗仁最弱，蒋介石又成功地分化了桂系的核心人物黄绍竑，任命黄为广西善后督办，借以排除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的势力。对北方的阎、冯两部，蒋介石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尽管战后阎锡山逃到大连，庇护于日本势力，但晋系军队仍比较完整地撤到阎锡山经营多年的晋、绥两省。冯玉祥的西北军则没有晋军幸运，这主要是因为西北军缺乏一块经过长期经营、能够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大战失败后，冯部四处逃散，七零八落。蒋介石此刻没有能力同时消化掉阎、冯两军，对于在大战中给予自己重大帮助的张学良，也不能不有所答酬。为此，蒋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通缉阎锡山，迫其脱离部队外，对整个晋系军队，命令张学良完整地予以整编。对冯玉祥部，则用一个“拆”字。大战刚一结束，蒋即电令何应钦：“对西北军，如其各个来接洽者，请切实进行收容。若整个来接洽者，拒绝之。”

1931年初，蒋介石考虑战后全局布置时，曾在日记中写道：

广西之桂逆、江西之共匪、山西之叛部、山东之冯（玉祥）部、四川之劣军，皆须处置妥善，不使牵一发而动全身也。仿鲁（孙连仲）军能遵命开至江西，则共匪与冯部皆有办法。至于桂逆，只求其解散张发奎所部，李（宗仁）、白（崇禧）迅即离桂则可矣。而山西急于四川，亦应速办也。

此后，蒋照此意图重整北方势力。除早已降蒋并在中原大战中立有战功的韩复榘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拥有一省地盘外，其余西北军被拆得四分五裂。石友三尽管在大战期间再次降蒋，也仅得到河北顺德府一地。其他如宋哲元部奉命暂驻晋南绛县，吉鸿昌部驻豫南信阳，孙殿英部驻山西晋城。蒋随后又将暂驻山东、原本和韩复榘属同一阵营的孙连仲部调往江西。从此，作为一个完整军事系统的西北军，成为一个历史名词。3月13日，当蒋介石确认孙连仲部已开到江西后，欣慰地表示：“南北二方之局势已形稳固矣。今当着手调宋哲元部入湘，催黄绍竑入桂，从事于山西与广西问题也。”

此时，最不满现状的就是石友三。1931年初，张学良派员到石友三驻地顺德点检部队。石部共编为“甲种师二师、乙种师四师、骑兵一旅及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铁甲车大队，共约六万余人”。这时王树常做河北省主席，刘峙做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做山东省主席，商震做山西省主席，李培基做绥远省主席，石友三认为自己拥有的兵力不在韩复榘之下，而且建制完整，又在张学良入关前就已致电张学良表示服从东北，却一无所得，十分不满。蒋、张又以不给石部足够饷项来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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