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的总参议萧振瀛则建议宋道：

“此次汉章所联各方多怀二志，如发动将必败。吾军必须沉静观变，不可表示。晋方代表在京云宋如与石同举动，必乘此消灭吾军等语。无论如何不出山西为主义，以便将来有所作为。”

而庞炳勋则更直接了当地对孙殿英的代表明言：如果“北方大家都干，并有把握，他就干。若少数人干，他决不干”。

孙连仲得到的情报则是：“阎确有命令怂恿晋将领，伊等不以为然，因中央月给百万，纵得平津，亦为石所有，于晋无利也。冯公亦欲活动，宋、庞为吃饭问题，亦不以为然。”

7月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南京国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同时，蒋还密电刘峙：“我军以速灭石部为利，且速进一步则多得一步之益。……晋军如无整个计划必不敢侧击我军也。”

此时，稳住晋系、鲁韩不与石同反，对蒋介石来讲至关重要。为此，蒋特派航空署长葛敬恩（和徐永昌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前往山西劝说晋系，派邵力子往山东说服韩复榘。同时，蒋更不忘使用他最擅长的银弹攻势，且手笔远远大于他的对手广东政府。7月20日，蒋连发二封“万急”电致宋子文：一电“速筹交岳军（张群）兄洋卅万元，先汇商震为开拔之用。”二电“请筹备五十万元汇山西调兵之用，务请从速。”22日，又电宋“请另准备五十万元为山东之用，并望速筹，约三日内用。”24日，再电宋：“杨爱源廿万元请速交庸（孔祥熙）兄即汇。”同日还电询李石曾：“次辰兄如需用款，请转询电告，以便汇上。”随后，蒋还亲自致电山西表示：“晋军饷准自六月起由京月助二十万。”

最令人诧异的是韩复榘的表现。石友三对韩复榘抱的希望最大。而在石发动前一周，韩即密电报告蒋介石“称石部时机急迫，有箭在弦上之势”。这是蒋介石得到的极为重要的情报。蒋为此急电转告张学良、刘峙：“请从速准备勿误。”

韩的这一举动自然会得到回报。19日，蒋指示王树翰：“下令免石职时，兼叙该部准归韩指挥，以安韩心，而坚其志也。”20日石友三发表反蒋通电后，蒋电邵力子转告韩：“石既通电叛变，政府不能不明令讨伐。请向兄即照前电从速进行，将石改编。石部以及其番号归向兄全权办理可也。”24日，蒋再电韩表示：“对于石部之收编解决，较节制指挥为妥。……至应如何改编，则由向兄决定。”蒋的这一用意是彻底取消石部番号，既可预防石之再起，也可限制韩部过于庞大。

晋系将领商震因非属阎锡山五台派嫡系，不为阎所信任，故中原大战后投靠蒋介石，对蒋颇表忠心，而受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石友三反叛已露端倪之时，蒋介石曾明确指示商震：“现时工作，第一防止阎逆变装西返，第二密饬对晋南冯军（指宋哲元部）严加戒备。”晋系许多将领对商震投蒋都表示不满，“石友三发难之前两周，已有人知商启予(商震)与中央密洽，要带军队离晋助张。” 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起来。于是，商震萌生彻底脱离晋系的念头。7月16日，商将此意密电蒋介石，并报告晋方内情：“晋军将领受阎秘密指使，日夜密议响应石部办法，惟内部复杂，迄无一致结果。最近期内当不至有何举动。震受钧座知遇，只有竭智尽力，消弭伊等反动计划。如实不可能，即率领职指挥之军队，至相当地点。敬候驱策。”

蒋得电后，自然喜出望外，立即复电指示：“请兄统率所部……出石家庄，侧击石逆侧背。……款已设法筹措勿念。如能同时对晋将领声明，省主席先派员代理，以安晋军之心情更好。”当时，在晋系将领中徐永昌的威望最高，蒋介石将商震部调离山西后，只好利用徐来安定晋方，以免其内部疑惧。为此，蒋电令徐代理晋主席，并电李石曾表示：“如其本人不愿承乞，则请其推人自代。”

蒋介石不仅依靠自己手中丰厚的财力来收买反对派，还进一步利用自己控制的中央政权，封官许愿，以便进一步分化瓦解各派。

在蒋方的武力威慑和银弹攻势下，晋系将领无一人响应石友三。而在银弹面前，连信誓旦旦表示和石友三荣辱与共的孙殿英见势不妙，也临阵脱逃。据葛敬恩报告“孙殿英、刘桂堂两部此间已接洽甚妥，似无甚顾虑。惟孙部加饷虽奉总座电准月加五万元，但副（张学良）部王（树翰）、万（福麟）诸公似欲允以十万元。经一再筹商，为南路侧面安全及早图肃清起见，计请勿惜此区区。”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番软硬兼施的公开和暗地活动，石友三、阎、冯、广州“非常会议”所期望的北方反蒋势力大联合，完全化为泡影，石友三的反蒋举兵成了势孤力单的独脚戏，他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整个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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