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控制”。
令美国决策层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８１／１号文件出台后，苏联人并没有像他们预计的那样，在朝鲜采取冒险措施。恰恰相反，在美国人看来，苏联人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他们打算在朝鲜实行“不干涉政策”。例如，尽管苏联指控美国１１架战斗机于９月初在旅顺港附近海域上空，攻击并击毁了一架“既没带炸弹又无鱼雷装置”的苏联双引擎轰炸机，但是美国人认为苏联的态度温和，他们“最为关注的是，苏联的行动似乎表明它无意利用这次轰炸机被击落的事件在国际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１０月８日，两架美国F－８０战斗机袭击了朝鲜边境以北６０英里、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南４０英里的一个苏联机场。第二天，苏联政府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照会予以抗议，在美国大使拒绝接受这一抗议的情况下，苏联人不仅对此事不予追究，而且还呼吁美国和苏联恢复战时合作关系。
也许更让美国决策层感到兴奋的是，苏联人在１０月初居然让挪威驻联合国代表汉斯·恩根作为苏联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调解人，以便促成双方通过谈判来结束朝鲜战争。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苏联人瓦西里·卡萨涅夫在１０月４日邀请恩根共进午餐。席间，他告诉恩根，“麦克阿瑟应当同意在三八线止步。然后，北朝鲜人将放下他们的武器，第三，允许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主持大选。”总之，苏联人的一系列活动最终使中情局在１０月初认为，虽然“苏联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越来越增强其在远东及其他战略地区的军事能力”，但是，“自冲突开始以来，苏联在其官方声明和宣传中力图给人以它和朝鲜局势无关的印象。而且，苏联并没有对朝鲜直接进行和武装干涉有关的政治或军事行动”。此外，中情局还断定，“在权衡干涉的政治收益和风险的过程中，作为一项压倒性的考虑，苏联领导人一定认为，西方世界的联合已发展至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他们的公开干涉将导致苏联与美国军队及其他联合国军发生直接的冲突。苏联领导人不能确保在苏联和美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将被美国局限于朝鲜或远东战场。”尤其是，全球战争爆发的前景将使“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他们在朝鲜的预期损失不能成为其直接军事干涉和冒严重的战争风险的理由”。据此，中情局推断，受苏联支配的中国军队将不会干预朝鲜的战事，“除非苏联准备发动全球战争，或者出于某些原因，北平领导人认为和美国的战争将不会因公开干涉朝鲜而爆发，否则的话，像苏联那样，共产党中国不可能公开干涉战争，打击联合国在北朝鲜的联合国部队”。
既然国家安全委员会８１／１号文件假定，只要苏联或中国不占领北朝鲜就说明苏联对朝鲜实行一种“不干涉政策”，而中情局的评估又满足了该文件假定的条件，那么，美国决策层的逻辑推理就是苏联将不会干涉朝鲜的战事。相应地，中国也不会出兵朝鲜。毕竟，他们赞同中情局局长比德尔·史密斯向白宫提交的报告结论：“倘若苏联决定不去发动一场全球战争，虽然中共全面介入朝鲜的可能性继续存在，但是，这种行动在１９５０年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此期间，干涉将很可能只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提供秘密援助。”于是，在苏联对朝鲜实行“不干涉政策”且中国是否出兵朝鲜必须取决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思想支配下，美国军队肆无忌惮地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向最北端的边境地区推进。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中国被迫出兵。
事实表明，美国把中国出兵与否置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框架下进行情报评估的做法大错特错了。尽管中国和苏联结为同盟、苏联的意见在中国的对外决策中占一定的份量，但是，中国在战争爆发不久成立东北边防军直至被迫出兵朝鲜，期间的每一项重大举措都是出自自己的慎重考量。苏联方面的因素并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雷德利将军后来也承认，受中情局专家们的影响，美国决策层关于中国是莫斯科严密控制的卫星国的考虑欠妥，“赤色中国能够或者有意脱离莫斯科而独立行动”。错误的情报评估最终使美国人在朝鲜付出惨重代价。其实，在评估苏联支配下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之余，中情局事先也对中国出兵的能力和意图进行了单独评估。不过，这两种评估彼此并不矛盾，而且经常交织在一起，都是为了更好地对中国是否介入朝鲜战争作出准确的判断，但事实证明它对中国的单独评估同样亦出现了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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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对中国参与战争的意图及能力的评估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两个多月期间，中情局主要在对苏联的意图予以评估的前提下来考虑中国是否将出兵朝鲜的问题，尚未对中国的意图进行单独评估。它对中国军事动向的评估仅仅是认为中国即将攻打台湾。例如，在１９５０年７月中下旬，中情局在其对世界局势的评论中提到，“中共大批军队正驻扎在台湾对面的大陆，而且也可能向香港发动攻击”；在８月中旬，中情局进一步判断，“中国似乎在努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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