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发出的信息是苏联和中国试图迫使联合国撤军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国务院其他高级决策者也都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是虚张声势，是苏联和中国为挽救北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杜鲁门总统指示中情局拟定一份有关中国对朝鲜和亚洲其他地区意图的详尽评估。１０月１２日，中情局提交一份由各军事部门及国务院的情报组织一致赞同的情报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情局重申了其原先的评估结论：中国不可能干预，因为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介入的不利之处似乎远远大于有利之处。而且，为了进一步向白宫做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的保证，它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中共意图的一些外在迹象，除了周恩来的声明、部队调动到满洲以及在宣传上对联合国军暴行和侵犯边境予以谴责之外，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共打算全面介入朝鲜”。
虽然中情局自信地多次提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但是，“从周恩来１０月３日发出威胁以来，杜鲁门对赤色中国可能干涉朝鲜深为担心。此后不久，他决定应同麦克阿瑟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晤，讨论这一可能性及所有远东问题”⑾。杜鲁门本人也在回忆录中道出这种担心，并说明他要和麦克阿瑟将军面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希望从将军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从而搞清楚是否中国真的“要在朝鲜进行干涉”。
在１０月１５日的威克岛会谈中，根据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少将的判断———中共最近发出的一旦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即入朝参战的威胁“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讹诈”，再加之本身固有的军事优越感，麦克阿瑟将军十分自负地告诉杜鲁门，中国人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他们在最初一两个月进行干涉，那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不再担心他们的干涉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中国在满洲的兵力有３０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可能不到１０万至１２５万人，跨过鸭绿江的可能只有５万至６万人。他们没有空军。由于我们在朝鲜拥有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南下到平壤，那对他们来说将是一场大规模屠杀。”据布雷德利回忆，总统对和麦克阿瑟的会谈感到十分满意。不过，令杜鲁门绝对意想不到的是，麦克阿瑟一厢情愿的判断在威克岛会谈后第二天就被事实证明是极端错误的。在中共中央于１０月１３日最终决定参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４２军１２４师３７０团在副师长肖剑飞的率领下于１０月１６日率先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这表明，美国对中国有关朝鲜战争意图的情报评估便彻底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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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情报评估失误的内在原因
事实上，以中情局为核心的美国各情报部门早在８月就已经获悉有关中国政府向东北边境地区调动及部署军队的详细情况。例如，查尔斯·威洛比在８月３１日向麦克阿瑟和华盛顿报告说，“我们的情报网报告，从华中到满洲的部队调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是进入朝鲜战场前的部队调动。”他还说，这些部队共约２４６万人，编成３７个师，９个军。并且美国情报机构在８月中旬以后也开始收到具体的报告，说是中国的领导人正考虑介入朝鲜，或者中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北朝鲜。美国人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再加之中国政府一遍遍公开发布的警告信息，本应能够使他们对情报的评估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然而，他们的判断却出现了重大失误。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除了前述探讨的美国总把中国出兵与否和苏联的全球战略联系在一起予以考虑以及麦克阿瑟等高层人物的刚愎自用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决策层对情报的评估，受中情局的强烈影响，没有站在中国政府主要担心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东亚国际紧张局势下，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预将对中国领导人固有的安全担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虽然美国决策层从意识形态争夺的角度认识到中国不会失去朝鲜就像美国不会丢掉朝鲜一样，在朝鲜的较量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威望，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刚诞生不久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缺乏了解，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对情报的评估只从自身角度出发，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出兵朝鲜的不利之处会远远大于有利之处；先入为主地设想中国介入朝鲜不仅对中苏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会使原本就十分棘手的中国国内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进而既破坏经济建设、危及政权稳定，反过来又对中国参与战争的能力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可是，事实却完全出乎美国高层的意料。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中国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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