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阎锡山的解释，泰戈尔微笑着点点头，那表情或许是赞成，或许只是出于礼貌和尊重，稍停顿一下泰戈尔又说：“阎先生，您说中国是中道文化，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呢?”

阎锡山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不只上海、天津、北京找不到，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你们想要找，去乡村可以找到一点。”

双方一来一往，共同语言颇多，不知不觉到了晚餐时间。阎锡山盛情邀请泰戈尔共进晚餐。为了表示自己的简朴家风，阎锡山请人吃饭从来不上大鱼大肉，就是“五盔四盘”招待。“五盔四盘”即五个热碗四个冷盘，五热为丸子、豆腐、猪肉烧粉条、豆芽、烧山药；四冷为熟牛肉、蒸藕根、芥根丝、腐干。这次泰戈尔吃的也是"3i盔四盘”，外加一个玉米汤。主食有馍、糕和晋北的大米饭。出于对客人的尊重，平时滴酒不沾的阎锡山破例陪泰戈尔喝了点杏花村汾酒，还打趣道：“我们山西人的理想是：首都迁到武乡；太原成中央；国酒汾阳王；国宴玉米汤；国语五台腔；国歌山西邦。”听了阎锡山话，客人们都哈哈大笑，一时间气氛非常融洽。对这充满山西地方风情的“五盔四盘”，泰戈尔非常新奇，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借着酒兴阎锡山又夸耀了一番他正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治晋方略，“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

这时泰戈尔插话说，这次来山西，想找一块地方进行自己的乡村建设实验。阎锡山当场痛快地答应下来，同意把晋祠一带地方划给泰戈尔做实验基地。泰戈尔很高兴，立刻就委托徐志摩具体负责这件事。泰戈尔不愧是伟大的诗人，宴席结束后，他以充满诗情的优美语言，对阎锡山表示，“凡是被征服的、被压迫的、被失去活命的，都应该联合起来，把本来美丽的世界，还他一个和谐，本来充满了生命的世界，拿回我们的生命。相信以我们大家的努力和经验，在晋祠的这项乡村建设实验一定会成功的。先在太原一地开头，然后逐渐向中国推广，让它全面开花结果”。

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过了5年时间，1929年6月28日徐志摩在写给泰戈尔私人秘书、农业专家恩厚之的信中说，当时中国政局动荡，政策多变，腐败、社会治安问题严峻，计划难以进行。

与大诗人泰戈尔谈论哲学，成为了阎锡山终生难忘的经历。他经常向自己的友人和部下谈及，语气中颇带自豪。最后一次有文字可考的是，1949年8月27日阎锡山在台湾主持孔子2500年诞辰纪念典礼的讲话，再次提到和泰戈尔面谈一事：“泰戈尔问我，从上海到天津、北京，没有看见中国文化是什么。我说，你到太原也看不见，你到乡间或者能看见。这样，泰戈尔先生就指定一位研究农村的英国人在乡下考察了六个月，临行时，那个英国人说，中国的文化确在乡下，由人民生活的常态中略得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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