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上，98岁的孙越崎作了口头发言和3万字的书面发言，力陈弊害。

《人民日报》对汇报会做出报道：“未在主论证报告上签字的9位专家受特别邀请，全部出席了这个汇报会。如此尊重持不同见解的专家，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汇报会后，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下称三峡审委)，聘请163位专家对可行性报告进行预审，何格高入选“工程规模、枢纽建筑物与施工”专题组工程规模小组，该小组召集人是原广西计委总工程师翁长溥，今年86岁。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格高、翁长溥共同回忆道：1991年5月25日，何格高在预审会上提出，预审工程规模首先应审查蓄水位，但遭到会议主持人拒绝。他又提出，副总理、三峡审委主任姚依林曾指示要认真研究，仍未得到主持人同意。

一同出席预审会的翁长溥接着发言，表示不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问题不讨论了？不讨论我们就不签字。

最终的结果是，翁、何及另一位组员未签字。这是继论证报告之后，何格高第二次不签字。

翁长溥千里迢迢带来的长篇发言没有派上用场，打道回府后，他“含愤”致信国务院总理李鹏，请他派一位身边人员来南宁，“听我详细口述意见并看有关资料。”

十多天后，翁接到电话，被告知来信收到，“将请具体意见报邹(家华)副总理”。翁遂赶制《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不宜超过160米》的意见书上报。

翁在这份意见中提出，主导论证的水利部(1988年水利、电力重新分设两部)应处于被审查者而不是裁判者的地位。

最终拍板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此时，距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工程，时光流逝73年。

李鹏在2003年出版的《日记》中写道：“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听取李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对三峡工程的汇报，指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

《日记》记录，十几天后，1985年2月2日，“李锐给我传过话来，他对三峡工程建设感到悲观，认为三峡工程上马将铸成大错。”

直到1992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李锐也没有放弃一搏。是年元旦，他上书中央常委：“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

此前的1989年1月和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两度对外表示，三峡工程“五年内上不去”，这让李锐看到缓行迹象。但三年后，上马之声又紧锣密鼓地在媒体上传开。

在写给中央常委的意见中，李锐重申投资太大、移民太多、泥沙淤积、上游洪灾等问题，建议“还是到21世纪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决定为好”。

但此时的形势已难逆转。

在1992年4月3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67%，超过2/3。

“比需要的过半数还多451票。”李鹏在《日记》中写道。

“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不投票，人代会上通过的决议，没有这样的历史。”李锐向本刊记者感叹。

在这次会议上，台湾代表黄顺新向中外新闻界散发动议材料：“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讨论时间太短，反面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

在会议即将表决前，黄顺新突然要求发言，因未安排这一程序，黄未被允许，旋即退席。

4月4日，表决通过后的第二天，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魏廷(时任长江委主任)的评论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美国的胡佛大坝开始争论也很激烈，最后由罗斯福总统拍板。而三峡工程反复论证，现在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充分体现。”

上马复上书

论战并未因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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