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 2009年第11期

我是李仲公的女儿。现旅居德国，为德籍华人。李仲公与贺龙过去历史舞台上的一段小插曲，而今却变成了一个大话题。现在，中国大陆境内的许多报刊杂志及网页上，均可以看到“贺龙受害始末”、“李仲公为什么诬陷贺龙”之类的文字。近年来，我清理父亲留下的笔记、文稿之类的遗物，加上我对这一事件的亲闻亲见，并走访了一些健在的当事人，有必要站出来说一说这件事情，作为一面之辞公诸于众，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一

父亲李仲公是贵州贵阳人，十八岁考入北京法政学堂。1913年底受汤化龙、孙洪伊进步党资助，与李大钊等人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担任教育部编审员、众议院首席秘书，与李大钊等人共同创办《晨钟报》。1918年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邀回黔，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赞和贵州政治会议委员，参加过护国、护法诸运动。1922年。父亲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完成早稻田大学学业。此时。父亲胞弟、我的五叔李侠公正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父亲与黔籍学生周逸群(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毛景周(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等人结识。1924年2月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东征时担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周恩来共事交往。

1926年7月，父亲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蒋介石出师北伐进驻长沙之际，贺龙由湘西遣派毛景周到长沙面见父亲，请求收编，给予名义和款械，随从北伐。”此时，父亲负责分化吴佩孚系袁祖铭部黔军工作，贺龙时为袁祖铭委任的旅长。在父亲的眼里，贺龙还是一位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川黔地方军阀的“土军阀”。为了分化袁祖铭势力，扩大国民革命军阵营，加上有同乡好友毛景周的“疏通”，父亲遂向蒋介石进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师长，并向所部拨发补给和枪弹，毛景周因此担任了贺龙师教导团团长。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后，贺龙在武汉以感激的心情亲自拜见了父亲。

1927年3月，国民党宁汉之争正烈，父亲的态度是既不赞同蒋介石绝俄反共，又不赞同邓演达、唐生智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倒蒋，企图维护北伐团结统一局面。当时，蒋介石深知父亲的思想，遂令父亲率领秘书处随中央党部迁汉，也好为他作一些“缓冲”工作，但有关反共的右派活动均交由秘书处机要科长陈立夫专管，不使父亲与闻。而父亲此时的身份是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汉方均认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这时，贺龙的部队驻扎在九江、汉口之间的武穴，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之际，贺龙因受到唐生智“你帮我们打蒋还是帮蒋打我们”的威胁，就用“计捕李仲公”来取信于武汉政府，保全他的部队。3月13日，父亲在汉口泰(或“秦”字)晏里川军驻汉办事处邀约朋友吃饭，也邀约了贺龙和他的秘书长、父亲的贵阳同乡严仁珊。贺龙借此向唐生智密报说李仲公在川军驻汉办事处召集西南在汉师、旅长和川黔军代表开秘密会议，策动刘湘领衔反对武汉中央，并由川黔出兵讨伐武汉等情形。唐生智将此情况上报武汉国民党中央，由谭延闽召集中央“临时会议”，同邓演达、徐谦等人商讨办法。由于徐谦力主拘捕，决议将父亲“暂予扣留”。交唐生智执行，唐便将此任务交贺办理。3月15日夜晚，贺龙邀约父亲到他的办事处“宵夜”，遂将父亲押交唐生智总指挥部柯留，直到4月17日始由邓演达保释出来，邓将原委告诉了父亲。

1929年(或1930年)春夏间的一天，已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父亲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一名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父亲看完来信后，将信留了下来，来人要求回信而受到父亲的拒绝。随后，贺龙又两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复，均遭到父亲的拒绝，将来信扣留下来，没有转报蒋介石。后来父亲在国民政府内历任招商局总办、安徽省教育厅长、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发起，从事反蒋爱国民主活动。

国共和谈破裂，父亲仅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而拒绝国民党当局南逃之命，由南京秘密潜回苏州隐藏起来。1949年6月，父亲在苏州接到郭沫若北平来信：“仲公兄：赐信奉悉，已将原函转致恩来。待有好音，再行奉报。专复，顺颂暑安。弟郭沫若顿首。六、二十”。7月，父亲与卢郁文等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国民党政权。8月父亲自苏州赴北平，周恩来拟安排父亲待西南解放后去西南工作。1950年7月周总理安排父亲担任政务院参事，而安排已任政务院参事的五叔李侠公回西南担任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民政厅长。父亲在北京，分别应周总理和郭沫若之邀，两次与贺龙在饭桌上相见，见面握握手，礼节性的打招呼而已，没有直接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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